魏安厘王二十年，秦兵包圍趙國國都邯鄲。
趙國平原君數次寫信向安厘王與信陵君求援。
安厘王雖然派出了晉鄙率軍前往，可畏懼秦國的威脅，不敢救援趙國，準備觀望形勢。
畢竟，秦國坑殺四十萬降卒就在眼前，天下震動，諸侯愈發畏懼秦國，若是秦軍落敗，則可以趁勢而擊。
安厘王的所作所為是如此的合乎常理，既有所防備，而又不觸怒秦軍，他考慮了魏國，考慮了自己，無錯卻顯得怯弱。
信陵君數次向安厘王進言，可安厘王畏懼秦國，始終不願救援趙國。
信陵君明白了安厘王的心意，可就算沒有魏軍的幫助，信陵君也願意捨棄自身而不讓趙國獨亡。信陵君和他的數千門客能有什麼用呢？抵擋得住兇殘的秦軍？還是受得住趙國邯鄲？無論怎麼看，信陵君都有些不智，可實在是讓人敬佩。
安厘王為國、為己，信陵君為天下道義、不負己志。安厘王的退讓，使魏國暫時避開了秦軍的威脅，這能說安厘王是智慧的嗎？安厘王所求的不過是保全自身，在危局中謀取利益；信陵君的決斷，讓自己陷入了災禍之中，可這能說信陵君是不智的嗎？信陵君所求的乃是全天下道義，今日不救趙國而趙國亡，明日魏國將亡，又有誰人來救。如今他棄趙國而不救，日後士人必將棄他而去。
家國與道義，放在這裡談論是極不合適，魏國已沒有爭雄天下的本事，安厘王也不是治國救民之君，甚至信陵君也非是兩者通明的完人。戰國諸侯之中，或許只有講到秦國時，才是真正論述家國與道義的時候。
信陵君禮賢下士，宴請賓客，湊齊了戰車一百餘乘（四馬一車為一乘，有甲士三人，隨行步卒七十二人，輔兵二十五人，共百人也。）
信陵君過夷門，見侯嬴。侯嬴，夷門監者，信陵君之上客，年七十有餘。侯生不能以年老不能從信陵君，信陵君初尚不言，行數里，心實不悅，復引車還，問侯嬴，侯嬴乃獻竊符救趙之計。
春秋戰國之時，君以厚禮待卿士，士當以生死報君。
信陵君待侯嬴甚厚，此次侯嬴不從，信陵君必憤恨也。
只能說，侯嬴有士人的傲氣，信陵君危難之時也顯露出了自己的真性情。
再說竊符，信陵君為得魏軍之助，盜竊魏王兵符，勾聯魏王姬妾，其後更是誅殺魏將晉鄙。這三件事，無論哪一件單拿出來，都是犯上作亂，說信陵君一句亂臣賊子，更是毫不為過。
就信陵君來論，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救援趙國、抵抗秦軍，所以哪怕他做了如此多的不臣之舉，後世之人並沒有因此責難他、怪罪他，因為能夠捨棄所有、對抗強暴、扶危救弱，符合了絕大多數人心底的期許。這天下從來都是弱者多，而更多的人也希望，在自己危難時，有人可以出手相助。正如信陵君一般，不顧君臣之禮、不畏流言，甚至不惜自己與其他人的性命。
該稱頌的是信陵君這個人，而上述所為的三件事，哪怕他是信陵君，做的不對便是不對。信陵君心懷仁義，為人又寬厚有禮，可如此的人物，天下是少有的，古今也尋不出多少。知人難，以人的仁義與否，德行如何來斷事、決事，‘倘他是仁義的...’、‘他是有德行的，斷不會...’，如此這般，事情多也就敗壞了。
‘已有之事，後必再有；已行之事，後必再行。’事情是由不得人隨意去做的，所謂規矩禮法也絕不是為了將人定死，徹底框縛住人的所作所為。只是告訴你這般做不得，那樣不能為，限制的是你的貪婪，束縛的是你的慾望，因為一旦貪婪和慾望被釋放，國家沒有了秩序，生民沒有了依存，權威、權貴也就將會崩塌。到了這般地步，你會發現，無論你是誰，想要做一件事，哪怕只是一件往日裡平常的小事，必然變得困難重重，無法成行。
所以禮法也好，律法也好，終是為了秩序而有，物有所別，事有所止。所謂秩序之利，生民以其存，權貴得以勢，聖賢得以為，良善則愈良善，破敗則盡破敗。
但有與禮法、律法相背，自然懲處之。似竊符殺將，勾連宮牆，這樣的大罪，自當嚴懲之，絕其心念，使後來者不敢效仿。
此等御民之道，以事治人，不問前因，不論緣由，雖有良善之心而不可行忤逆之舉，但有歹意妄為則必按律懲處。以事治人，非宣揚仁義、崇德修禮，乃絕惡滅邪，使其不可越界而為。故此道重其事，不見人。
信陵君之時，天下諸侯皆畏懼秦國，救趙擊秦，在諸侯看來實乃天下義舉，魏國一家一國之秩序，如何與天下諸侯之期許相比。
及秦國屢破魏軍，安厘王也無暇顧及信陵君之罪，以其名望賢德而抗秦。
然信陵君既為，其罪雖不在名冊，已入人心，終成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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