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之學，乃刑名律典之學，異於禮樂，迥於孔丘。
古之為政者，登臨高位，多有私心甚於公心，以公濟私者，多見於史冊。
然以仲尼之志，前不見其欲顯於形，後不見其行露於外，所求者無非復禮興業。
禮樂者，分上下，明遠近，定次序，制數目，尊上而御下；律法者，分善惡，明利害，同生死，去殊異，維上而治下。
存禮樂，必輕律法；立律法，必小禮樂。
兩者非不可並存，古之賢達，或重禮樂而輔律法，或重律法而輔禮樂，臨事而決之。
然，春秋之時，王道既衰，霸業已明，禮樂存而漸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勢。
諸國之君主、大夫、貴族，皆得禮樂之利，雖不尊其實，亦護其名。
守禮樂之舊而排律法之新，皆為私慾，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於孔丘，則不然。
禮樂，在宗、在威、在別、在數，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變。
兩制不可並用，若用之，當不在首要，當不安一所。
處位愈高，愈是如此。
家國之道，不容憂疑，一經憂疑，輕則損命傷財，重則毀家滅國。
為政之私，不在己欲，貴在守道。
蓋仲尼誅少正卯，不在其私情己欲。因律法迥於禮樂，仲尼欲復推周公之禮，此天敵也。
是故，在政不加其汙，於德自傷己身。
然，此皆吾妄言之，不敢加於聖人。
既已在其位，仲尼內修禮樂，外拒強齊，威儀在身，力愈加盛。
適三桓困於家臣之患，季孫氏有陽虎之亂，叔孫氏有侯犯之亂，據城邑而亂主。
彼之離亂力弱之時，吾之千載難逢之機。
時仲由為季氏宰，進桓子，欲墮三都，名為除家臣之患，實為弱三桓之力。
桓子、武叔受家臣之亂，未能明察，故以其所欲治其慮所在，雖有所損而自圓也。
郈、費兩邑已毀之，至孟孫氏之郕邑，公山斂處進孟懿子，遂不成行。
後三桓合心，力指定公、孔丘，定公軟弱無力，自保猶不能也。
頃刻之間，勢消力散，悽悽然獨行，攜弟子門人，出走魯國。
由是觀之，孔丘之為政，明勢而知禮，尊上而守常，名正而力弱，貴專而乏奇。
上思周公之政，方知孔丘之所以敗亡。
周公七年攝政，位已至極，又得召公、太公之助力，力不可謂不強。
適時成王年幼，周公雖攝政，亦述其意與召公、太公，此三者，皆一人定國之才，威懾群賢之德。
三人意合，周室方無亂也。
後與召公分治天下，方有周八百年之業也。
修禮樂，伐殘殷，攻東夷，築成周，封諸侯，平叛亂，其功赫赫，其德昭昭。
力愈加強盛，勢愈加昌隆，蓋兵鋒之銳利，勝績加於身，諸侯之擁戴，宵小不敢行。
所謂成道之三要，其一二所能致也，莫過於周公。
故，孔丘之所以聖，非在其政也。
後人可望其德，敬其道，因其善修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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