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時候，太祖朱元璋還在，他下達的法令還可以勉強執行下去。
但問題是，他的繼任者建文帝朱允炆是個白痴，登基之後崇信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在這幾位大才的輔政下，朱允炆選擇了削藩，即幹掉手握重兵的各地藩王，強化中央集權，為了讓天下人都支援他的行動，朱允炆自然對滿朝文武有所優待，但是在那三位大才的影響下，相關政策還是不可避免地偏向了文人一方。
所以，在滿朝文人，尤其是都察院都偏幫了地方士人之後，關於賦稅和徭役的福利不可避免地擴散開來，將士人原本應當承擔的賦稅和徭役全都囊括了進去。
後來宣宗朱瞻基英年早逝，英宗朱祁鎮幼年登基，朝政全都落入到了三楊的手裡，三楊都是文官，自然不會客氣，於是，投獻這種直接挖大明根基的事情便出現了。
大明地方以家族為主，整個家族有一個人考上了舉人，便立刻會有家族族長組織人將家族中的土地全都低價賣到這個人名下，商議好每年的地租和土地使用年限，民間謂之投獻。
這種投獻對於舉人和族人都有好處，族人可以將土地掛靠在舉人名下，躲避朝廷賦稅，只需要繳納少量地租給舉人就好，舉人也可以增加許多土地，依靠族人的地租實現一夜之間暴富的夢想。
這裡面舉人和舉人的族人都有好處，但卻極大地損害了朝廷的利益，因為這些舉人可以免除徭役和賦稅，所以租賃他名下田地的族人自然也不用去服徭役和賦稅，這部分賦稅就相當於被這些舉人貪掉了，而徭役則是被轉移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普通百姓要承擔雙倍甚至數倍的徭役，自然沒有時間耕種，為了生活只能去找當地士紳富戶借貸，然後還不上銀子，只能用手裡的田地來抵，自己淪為佃戶。
朱祁鈺之前也是熟讀歷史，對於投獻這種事情當然是極為熟悉的，終其整個大明，即便是歷史上的名相張居正也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直到滿清入關，雍正手握鋼刀，強行推行攤丁入畝，投獻這種事兒方才徹底消失。
畢竟有唐以來的兩稅法，收的是人丁稅，而攤丁入畝卻是改成了地租，誰手裡有地，朝廷就收誰的稅，沒地的人不需要繳稅。
想到這裡，朱祁鈺對著沉默不語的王直安慰道：“王老愛卿，你也知道，天下人口越多，朝廷的賦稅才能越多，大明才能更加強盛，但是今年大明並沒有什麼大的損失，人口卻減少了整整八萬戶，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有些說不過去。”
“而且土地更是誇張，洪武二十六年天下田畝有八百四十多萬頃，可你們內閣報上來的呢？不過四百一十多萬頃，還不如洪武二十六年的一半，那些土地都哪去了？這個問題也需要對天下人解釋一下吧。”
王直點點頭道：“陛下說的是，不過田畝這裡有些謬誤，洪武二十六年的八百四十多萬頃，其實是包含了軍屯的數量，臣的這四百一十多萬頃，並不包括軍屯，只是可以繳納賦稅的民屯而已。”
他心中也是有些糾結，朱祁鈺這個皇帝哪都好，脾氣溫和，尊重大臣，敢於放權，甚至還能想方設法給國庫撈錢，但是就有一點不好，他時不時就會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上次莫名其妙的突然想要殺建州女真領董山，例如這次突然想對舉人徵稅。
朱祁鈺擺擺手，無所謂道：“那也無所謂，重點是賦稅，朝廷沒錢，你也知道有多難，朕立內閣執政，本就是為了不去管那些糟心事，但是天下這些文人恃寵而驕，視朝廷法度於無物，千方百計地從大明身上吸血，全然不管大明的社稷安危，朕為何還要照顧他們？太祖給他們這些福利，也是希望他們能夠讀書有成，協助朕治理這大好江山，不是讓他們來給朕添堵的。”
王直皺眉道：“既然陛下說到這兒了，那老臣也說幾句肺腑之言。”
“你說，朕又沒攔著你。”朱祁鈺點點頭。
王直緩緩道：“陛下，您也知道，朝政繁瑣複雜，全天下只有文人可以處置，武人和閹人都不行，武人太過魯莽，閹人太過貪婪，都無法負擔朝政，所以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執政，武人保國。”
“孔聖人立儒，直接規定了文人的行為準則仁義禮智信五德，若是有人違背必遭天下人唾棄，所以絕大多數文人都是好的，瞞報土地田畝，侵佔朝廷賦稅不過是一小撮人所為，陛下不可以偏概全。”
“而且文人掌政，手中沒有兵權，無法對大明的江山社稷造成威脅，這也是文人掌政的關鍵之處，五代十國時武將掌權，故而天下大亂，生靈塗炭，進而江山易主。”
“所以，歷朝歷代中不是天子不想用其他人掌政，而是因為天子無人可用。”
“陛下若是剝奪了文人的這些福利，那就是和天下文人開戰，到時候大明出了問題，陛下只能退讓，這樣會有損陛下威儀，令藩王生出不軌之心的。”
朱祁鈺耐心等王直說完，反問道：“天下政務只有文人可以處置？”
“正是如此。”王直恭敬答道。
朱祁鈺搖搖頭，道：“未必吧，朕就知道還有其他人有能力執掌朝政。”
王直疑惑地看向朱祁鈺問道：“不可能，臣已經說過了，武人粗鄙魯莽，閹人太過貪婪，朝政繁複，除了文人沒人能處理。”
朱祁鈺笑笑道：“不，商賈就能處理。”
“商賈不行。”王直搖頭道：“商賈貪小利而忘大義，怎能將朝政大事託付給他們？”
“不，商賈也可擔此大事。”朱祁鈺解釋道：“朝政最關鍵的就是賦稅勞役，這些其實都和銀錢有關，商賈若是掌政，必會想方設法牟利，朕只要控制好他們的手，不讓他們伸得太長就無礙。”
王直仍舊是搖頭道：“非也，非也，雖說朝政最關鍵的是賦稅勞役，但是還有教化民心，商賈貪婪，若是由他們教化民心，那這天下人得成什麼樣子了。”
朱祁鈺反問道：“王老愛卿，朕來問你，文信侯可是商賈？但是他卻捨棄身家救回秦異人，若是秦異人沒有回到秦國，嬴政也無法繼承國君之位，天下也不能一統，到時候繼續混戰下去，天下還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至於你口中的教化民心，朕也有另外一番看法。”
王直知道現在的這番談話實際上是皇帝在和他交流治國理念，他必須要聽下去，於是恭敬道：“陛下請講。”
朱祁鈺擺手道：“王老愛卿不必如此，今日朕就是和你閒聊而已。”
然後正色道：“文人所為的教化民心，其根本在於孔子的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腐儒解釋為，百姓只需要遵照朝廷的意思去做便是，不需要知道朝廷為何要這麼做，故而就有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句話。”
“但是。”朱祁鈺話風一轉，道：“朕以為，這未必是孔聖人的原意，而是後人曲解了而已。”
“陛下此言謬誤，朱子雲，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也說過，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陛下莫非以為程朱先賢是錯的？”王直立刻反問道。
他也是正經進士出身，苦讀詩書數十載，對於論語這類的經典自然是耳熟能詳，隨隨便便就提出了質疑之處。
沒想到朱祁鈺卻是搖搖頭道：“朕並非是質疑程朱之學，朕只是想說，時移世易，為何如今的這些文人仍舊要以千年前的學問來治世？”
“孔子身處春秋亂世，周王室勢微，大權旁落，所以孔子希望復周禮，重新強化周王室，以此來消弭天下戰亂，讓百姓得到安生，這也與儒家的仁愛和德治相呼應，其根本還是在於平息戰亂，令天下太平。”
“但是王老愛卿不要忘記了，周時百姓是分國人和野人的，城內為國人，城外為野人，國人知禮尊禮，故而可由之，野人不知禮，故而不可使知之，因為野人一旦知了，那必然會對國人產生強烈威脅，這也與儒家的仁愛和德治相呼應，其根本還是在於平息戰亂，保護國人百姓。”
“朱子則是不同，他身處南宋，那時候雖然趙宋皇室也是式微，但卻是因為金人南下，趙宋上下需要團結一心抵抗金人，而但凡是人就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知道得越多，慾望就越多，故而那時候的天下百姓只需要知道要做什麼，至於為什麼要這麼做就沒必要知道了，故而朱子所言，乃是貼合當時情況的。”
“程顥身處北宋，當時雖算不上是盛世，但也是天下太平，故而其言孔子立儒學，不是為了讓天下人都能遵從禮教，而是希望即便天下人不知道禮教，但是也能遵從禮教來行事，故而才這麼說的。”
“但是今天的情況和北宋那時又不一樣，太祖奪回了燕雲十六州，邊關壓力並沒有趙宋那麼大，朕也沒必要像朱子那樣凝聚天下人心一心對蒙元開戰，朕需要的是天下文人能夠有更多的英才為朕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