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蔣介石忽然扶著棺材哭了起來，馮、閻二人也頻頻擦淚，“狀至哀傷”。
只有老李一個人木然肅立，並未落淚，而且他覺得其他三人都太過矯情，他本人沒有這種表演本領。
民國地質學家丁文江和“李白”都很熟。他對“李白”的看法是，李宗仁比較忠厚，沒有一句假話；白崇禧相當狡黠，沒有一句真話。錢昌照也認同這一看法。
不過要說哭泣的三個人都是在裝樣子，也並不盡然。至少蔣介石的痛哭是有一些真情的，四人中以他跟隨孫中山的時間最長，孫中山留給他的政治遺產也最多。再想到，如今雖然好不容易完成了北伐，可週圍還是群雄環伺，難題成堆，當事者的心情確實是五味雜陳，一旦撫今思昔，難怪要“熱淚如絲”了。
後面一大堆人裡面，看不慣蔣介石的大有人在，有人已在嘀嘀咕咕地開罵：“這樣才顯出他是嫡系呢，我們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
馮閻李開始勸蔣不要再哭，這一勸不要緊，蔣哭得更厲害了。一些人不耐煩起來：“叫他哭吧，我們走了！”
蔣介石這才勉強止住哭聲。孫中山的棺材蓋被蓋下，一場各懷心事的哭靈宣告結束。
<h2>神仙會</h2>
祭告典禮只是一個必要儀式，大家齊集北平，主要還是為了開善後會議，而善後會議的議程之一，乃是會商東北問題。
蔣介石的幕僚、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在一年前提出過一個“分治合作”理論，主張在特定情況下，允許分立的地方政府在政治、軍事、財政上保有自主地位。蔣介石又考慮到北伐軍若出兵東北，日軍必然又要像“濟案”那樣加以阻撓，於是便傾向於將“分治合作”理論運用於東北，這就有了改旗易幟。
改旗易幟簡單說來就是將東北政府的五色旗改成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表示歸順中央，但實際仍處於半獨立狀態。在召開善後會議之前，蔣介石特派吳鐵城等人到東北進行了改旗易幟的遊說。
張作霖被暗殺後，張學良子繼父業，出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從此開啟了東北的張學良時代。張學良自知憑實力難以與北伐軍抗衡，同時也認識到僅憑東北一隅無法抵抗日本人的入侵，只有透過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牽制日本，因此很快就接受了改旗易幟，並派代表到北平做進一步接洽。
有人認為，東北易幟乃中央與地方勢力妥協的產物，是一種不成熟的國家統一。北伐軍高層在對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的意見也不一致。馮、閻和奉系之間有宿怨，同時又都有分割東北之心，兩人便力主在東北輒失領導中心、士氣渙散的情況下，繼續向關外發動進攻。
與他們相反，新桂系的根據地位於南方，桂軍也主要都是南方人，不耐嚴寒。李宗仁估計即使順利拿下東北，他也沾不得多少光，那裡必然是馮閻的天下，所以主張對東北停止用兵。
蔣介石早就打定主意要實行東北易幟，不過因為要在會上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結果導致東北代表在北平待了十幾天還沒能得到接見。其間這些代表不但常收到恐嚇信，還被人用言辭進行羞辱，感覺自己好像亡國奴一樣，十分難堪。為了以退為進，他們放出風聲，稱如果再無說法，就將離開北平。
李宗仁聽到後，即告之蔣介石，蔣介石於是順勢派員前去與東北代表晤談。這樣東北易幟的方案終於得以確定下來，以後奉軍也就被改稱為東北軍。
東北問題雖然費了周折，但還不算過於棘手，最難的其實是善後會議的另一個議程，那就是裁兵。
至第二次北伐取得勝利，屬於國民革命軍方面的部隊計有四個集團軍和李濟深的第八路軍，約三百個師，合計兵額二百二十萬以上。每年軍費需八點七億元，可是中央財政只能撥付二點一億元，其中有將近六億元的缺額。
浩繁的軍費開支，足以令中央財政瀕於崩潰。此前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財政經濟會議上，便有代表提交裁兵案，認為應先削減超過五分之一的軍費，在壓縮軍費的基礎上，達到減少兵額的目的。
諸侯們雖然都無法公開對裁兵表示反對，但他們的牴觸情緒顯而易見。時任第十一軍軍長的陳銘樞有意在投蔣後棄武從政，為此極力以裁兵主張遊說各方。他跟李宗仁談，李宗仁笑他是傻子，並且鄭重地對他說：“當今治天下，非我們軍人不可，‘長衫客’（指文官）是不行的。”
之後，陳銘樞又到北平見白崇禧。白崇禧與李宗仁一個鼻孔出氣，而且其氣焰之盛，甚至讓陳銘樞都不敢當著他的面說出“裁兵”兩個字。
蔣介石很清楚裁兵之難。早在舉行祭告典禮的那一天，他就在即席講話中強調“今日非裁兵無以救國”，先給眾人打了一劑預防針。
7月11日，蔣介石在北平西郊湯山召集善後會議。他首先講話，說了一通縮減軍隊，服從命令的大道理。他剛剛說完，李濟深就站起來說：“若是天下為公，沒有一個人反對。若是天下為私，一定有人反對。把別人全都消滅，留著自己的軍隊，這種不公平的辦法，萬萬要不得。”
李濟深是廣西人，雖然他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並不屬於新桂系，但卻一直是新桂系的扶植者和同盟者。他的這一番含沙射影，顯然是暗指蔣介石要以裁兵為藉口，故意削弱其他諸侯包括新桂系的兵力，壯大自己的勢力。
李濟深還說：“像現在北伐的革命軍隊沒有餉，反而派了許多人暗中去收編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反革命的軍隊，這是頂不妥當的事。”這些話又是針對蔣介石射來的機槍子彈，因為蔣軍裡有好多是收編自北洋的“雜牌軍”。蔣介石聽得坐立不安，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善後會議沒有制定詳細的議事細則，更沒有預定提出討論的大政方針，形式上只是一個座談會，蔣介石無法以主持者的身份硬性施壓。他的那幾位靠嘴巴吃飯的謀士幕僚，比如吳稚暉、戴季陶，趕緊拍馬上陣，為自己的幕主幫腔掩飾。
雖然第一天有了一點交鋒的火藥味，但總體而言，氣氛還是比較和諧的。因為是座談會，大部分時間裡，與會者都是在東拉西扯，不著邊際地瞎侃一通，反正也沒人追究對錯和結果。吳稚暉最擅長此類插科打諢，他頗有些樂在其中似的說：“好在國民黨慣於會而不議、議而不決，這樣的會議當然無傷大雅。”
預計可能會比較緊張的善後會議開成了“神仙會”，會上和風細雨、融融一堂，會下社交飲宴、聯絡情感。
<h2>喜劇段子</h2>
所有與會者中，蔣介石大概是最忙的。他聽說一幫北洋遺老正在天津大連活動，且段祺瑞也身居其間，就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給段祺瑞下達了一紙通緝令。
李宗仁向來認為有槍桿子的才能成事。他很天真地問蔣介石，段祺瑞雖為前北洋巨頭，可如今兩手空空，在天津都隱居了五年，何必再通緝如此老朽？
這樣的問題就顯示出了蔣與李的差距。蔣介石告訴他，通緝段祺瑞並不是真的要把他抓起來，為的只是打擊段祺瑞的威信——說白了，嚇嚇這老頭子，同時殺雞儆猴，免得給咱們搗亂。
過了沒多久，段祺瑞就致函蔣介石，否認參與了活動，遺老們的背後串聯也逐漸銷聲匿跡。
打擊別人的同時，最好還能抬高自己。
蔣介石到日本留學，本是奔著士官學校去的，但當時規定，中國學生先要在振武學校畢業，然後在日本的基層部隊見習，最後才能進入士官學校。蔣介石已經進入了見習期，正好趕上辛亥革命爆發，他立即放下學業回國，所以最高學歷也就止步于振武學堂。
現在蔣介石出了名，士官學生同學會的負責人便主動上門化緣。蔣介石也樂得給自己添些光彩，便以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生的身份，向同學會捐款五萬元。
一些貨真價實，但在國內混得較一般計程車官生對此不滿，跑來質問同學會負責人：哪裡出來這麼個叱吒風雲的大同學？
負責人回答得理直氣壯：人家捐鉅款還不好嗎，何必深究？
當然，發生在蔣介石身上的事尚算不上可樂，要說滑稽，再滑稽都滑稽不過馮玉祥。
老馮一直有一套獨特的行事方式和標準，可謂是“老要癲狂少要穩”的典型。早在徐州蔣、馮初次會晤時，他站在鐵皮車門口招手的那個鏡頭，已經讓人瞠目結舌。接著到濟案黨家莊會商時，老馮又有驚人之舉：原來一群人席地而坐，但他突然從草地上爬起來，沒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徑直走到馬路邊，幫一個過路的車伕推車上坡！
這回是老馮做東宴請大家，包括蔣、閻、李、白在內，赴宴的有百餘名中央要員。酒酣耳熱之際，忽然又有百餘名大小職員和工友出現在他們面前，而且全都排著隊走進了餐廳前的天井。
與宴者不知道這些人究竟為何事而來，不免相顧愕然。等不速之客們在天井裡站定，老馮起立講話，他說：“我馮玉祥在民國十三年將清廢帝溥儀趕出了故宮，外界謠傳都說我馮某曾乘機偷竊故宮財寶。剛才進來的這一批人，都是在故宮內做事的人，知道溥儀出宮的情形最為詳細。”
接著他大聲向天井內喊道：“你們都是在故宮做事很久的人。你們照直說，宣統（指溥儀）出宮時，我馮玉祥偷過東西沒有？”
站在天井中的人一齊回答：“我們都知道馮總司令沒有偷東西！”
老馮的聲音越發洪亮，他又大聲問道：“你們說話誠實不誠實？”
“證人”們再次回答：“我們說話是誠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