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人說話，只怕有心人來聽。孔繁蔚聽得汗毛倒豎，急忙找了個藉口，溜到專車上去向閻錫山報告。閻錫山聞悉，即命副官告訴韓方接待人員：“總司令要安靜休息，有事再叫你們。”
接著副官就去跟車站的人講，說閻命他回去取要緊的東西。車站人員不知就裡，便用車頭掛了一輛鐵悶子車。閻錫山換上便服，攜趙戴文、孔繁蔚等人鑽進這輛車裡，然後星夜出奔新鄉，再由豫返晉。
第二天一早，有人才慌慌張張跑來向韓復榘報告：“閻錫山不知為了什麼事，昨晚十二點多忽然化裝逃走了。”
韓復榘聽後甚為愕然，但是不管怎樣，事情做也做了。回開封后，他便公開對僚屬說：“我要扣閻老西兒的事，你們大概都聽說了。因為馮先生在山西受盡了委屈，這次我本想把老西兒扣住，要求他放出馮先生，否則我也不放他，以此報舊日馮對我的恩情。”
說到此處，韓復榘長嘆一聲：“不料事機不密，讓他一下子跑掉了，全怪我說話不留神，真是可惜得很。”
蔣、韓之謀只是你知我知，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脫險後的閻錫山沒有傻到嚷嚷得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他對外宣佈離開鄭州的原因是：“即日返晉一行，料理晉鈔兌現事宜。”同時撤回了原駐鄭州的晉軍。
事件沒有發生之前，閻錫山一直以為自己在算計著蔣介石，沒有想到蔣介石也會算計他。這一突發事件完全打亂了他的陣腳。
閻錫山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倒蔣的問題。他認為歷代統治者在感覺坐穩江山後，都很少能保全其同事及其功臣。蔣介石平定了唐生智之亂，江山比過去更穩當了，可是作為他的功臣，處境卻比以前更危險了——要不然自己助蔣平亂，本有大功，為什麼蔣介石反而不賞而誅呢？
生意只有是在沒有人身危險的情況下，才能篤悠悠地做起來，現在連生意人的安全都無保障，如何再計較來計較去？閻錫山咬著牙要倒蔣，並且認定，只要能夠倒蔣，一切在所不計，諸如善後、收拾爛攤子之類的事暫時也可不予考慮。
閻錫山的幕僚中本有兩派，以趙戴文為主的擁蔣派是多數，但趙戴文等人已經回了南京，留在太原的，除軍人外，只有賈景德、趙丕廉、梁航標。賈景德、趙丕廉從輔佐幕主當國家元首出發，一貫主張反蔣，尤其賈景德向來都是反蔣的絕對支持者。這三人中，只有梁汝舟持擁蔣態度，因此頗有孤掌難鳴之感。
梁汝舟系閻行營辦公處處長，電務組就是他的下屬機構，電務組所破譯的“外電”除他和閻錫山外，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足見其地位之重要以及閻對他的信任。正是由於身份特殊，梁汝舟在是否要由自己直諫的問題上比較猶豫。後來他發現徐永昌與他意見一致，便有意透過徐永昌向閻陳述，可是徐永昌說他是軍人，不便主動說話，還是希望梁汝舟本人設法多進言。
梁汝舟只好鼓足勇氣，向閻錫山闡述其間的個人利害關係。他認為在唐生智覆滅後，南京政府內部較以前更為團結，說明國內的反蔣形勢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
過去大家研究的都是如何倒蔣，現在好了，連能否迫使蔣介石自動下野都成了問題。梁汝舟分析說，若貿然發動軍事倒蔣，無論勝敗，閻錫山都不會得到什麼好的結果：敗了的話，將無枝可棲；即便僥倖成功，也是玉石俱焚，不堪設想。
梁汝舟建議閻錫山，趁此助蔣平亂之機，以最大誠意協助南京政府整編西北軍、晉軍，然後心甘情願地輔助蔣介石。這樣蔣成則閻有功，蔣敗則閻可順理成章地繼任大統。“到那時，您雖欲逃避，亦不可得，何必於此時和他角力以爭呢？”
梁汝舟的一番話顯然打動了閻錫山。過了良久，他突然問道：“你說我交出軍權後，蔣能容我嗎？”
<h2>真人面前講不了假話</h2>
功臣就算交出兵符，人頭也會很快落地，這是古代歷史書上最常見的記述。閻錫山怕就怕一旦交出“最大誠意”，蔣介石正好給他胸口上來一顆子彈。
梁汝舟曾被喻為“三晉奇材，秀容拔萃”，對歷史也很有研究。他說中國古代皇帝那樣殘殺功臣，都是為了在自己行將老去時，為子孫順利繼位鋪平道路。現在蔣介石年富力強，對功臣自有駕馭之法，又何必加以殺戮呢？說到子孫繼位，時代畢竟不同了，蔣介石再沒腦子，也不至於像袁世凱那樣幹出恢復帝制的蠢事來吧，而他如果因為這個殺戮功臣，更是匪夷所思。
閻錫山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可是幾天之後，他又對梁汝舟說，自己的精神有些異常，心裡感到煩躁，看見茶樽酒杯就想摔。他還說，這種情形只在辛亥革命前發生過一次，革命爆發後才恢復正常。
閻錫山的思緒已經凌亂了。他明知繼續反蔣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可是如果中止反蔣，前景真的有梁汝舟描繪得那麼好嗎？
“削藩”的道理，蔣清楚，閻也知道。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伐時代的四個集團軍大佬，只要有一人坐莊，其他三人的日子就註定不會好過。如今馮、李都失勢了，閻能明顯地感覺到蔣的矛頭已經指向他，即使他不反蔣，蔣也不會容許他的勢力繼續存在下去。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因素閻錫山不能不考慮。那就是歷年來各方面的反蔣活動，其實背後都有他的影子，其中的內幕老蔣完全明白，也遲早會和他清算這筆賬。鄭州遇險便是先兆。
閻錫山只要一想起鄭州的那一幕，就不能不全身打一個寒戰。危險哪，若不是王金鈺正好給韓復榘打電話，孔繁蔚又正好出來小便，自己的一條小命離見閻王爺也許就只差一層玻璃紙了。
凌亂來凌亂去，閻錫山還是決定反蔣，而反蔣就要準備打仗。晉軍將領絕大多數是閻錫山所一手提拔，而且全都對閻唯命是從，基本上是閻錫山讓他們幹什麼就幹什麼，左右不過是一句話的事。只有時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不同，他雖然也是山西人，但系來自客軍，同時其人非常有頭腦和主見，與一般的晉軍將領截然不同，其一言一行對山西軍政界的影響都很大。
閻錫山主要還是怕徐永昌不同意反蔣，他派人到北平給徐永昌帶話：“閻先生教我密告於你，我們要準備與中央攤牌，恐怕有戰事，要你去打仗。請您把自己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陰曆年過後，即先回太原一趟。”
這是徐永昌第一次聽到閻錫山要反蔣。接著，閻錫山為了避免外人注意，又特意讓周玳代發電報，邀徐永昌來太原開會。
徐永昌接到電報後很快趕到太原。他先到周玳家中，一見面就問：“有何要事相商？”
周玳還跟他打啞謎：“你猜。”徐永昌脫口而出：“打蔣。”
在周玳予以確證後，徐永昌直接坦露了自己的觀點：“對國家說來，剛剛打完仗，不應再打了。對總司令（指閻錫山）說來，也不利於打仗。”
徐永昌說，要是不打仗，人人還會像現在這樣，爭著來吹捧閻錫山，當他是爺爺。可如果打起來，這些人一定又都要向閻要這要那，閻為人又很吝嗇，哪能予以滿足？得不到滿足，人們就會反過來恨他，於是爺爺就變成了孫子。
真人面前講不了假話，打仗是一擲千金的豪賭。徐永昌很清楚閻錫山的性格缺陷及其弱點，他知道他的“總司令”根本就不能打仗。
如果徐永昌這話讓賈景德聽到了，對方一定會這樣反駁：又不是隻有我們晉軍打蔣，不還有馮玉祥和西北軍嗎？
徐永昌原在國民三軍，對馮玉祥的認識最為深刻。他以為，馮玉祥在語言和外表都竭力裝好人，內心卻十分陰險狡詐，手段也很是毒辣。比如馮玉祥平時慣用痛哭流涕的辦法來迷惑人，拉近與別人的距離，可是隻要有了利害上的衝突，不管親疏，都會遭其暗算，“多少人都吃過他的虧”。
當初，馮玉祥自統的是國民一軍，徐永昌曾親眼見到他用繳械的方式，將跟著他走的國民二軍予以吞併。徐永昌沒有跟著跑，才未上馮的當。
以性格而言，閻錫山只適於守財，馮玉祥則更利於打劫。徐永昌知道他的野心非常大，也知道馮玉祥常在背後罵閻錫山“窩囊廢”。這樣的合作者，能夠讓人放心嗎？
西北軍對閻和山西的敵意那就更不用說了：馮玉祥已經被軟禁了好幾個月，哪有不恨之理。至於其部下，更是恨閻恨得不得了。比如鹿鍾麟就常常說要先打閻再打蔣。
無論個人品質，還是雙方關係，徐永昌都不認為這種聯盟有多麼可靠。要是雙方協同對蔣作戰，到了緊要關頭，一旦馮玉祥出什麼新花樣，閻錫山必然會落得倒蔣不成，反吃大虧的下場。
<h2>有哪一個靠得住</h2>
即便徐永昌覺得西北軍不可靠，估計賈景德也不會就此服輸：“總司令”只是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們的同盟軍多了，除了馮玉祥，還有李宗仁、白崇禧、劉文輝，乃至韓復榘、石友三、唐生智，哪一個不反蔣？
對這些“同盟軍”，徐永昌同樣覺得沒有多少相助的價值和作用。說“李白”吧，雖然他們已在廣西重奪政權，可是桂軍實力與鼎盛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能不能打到武漢都很成問題，加上南北相隔如此之遠，實在很難起到相互呼應的作用。
劉文輝是川軍首領，這時勢頭也很猛，並且很早就開始派使入晉，與閻錫山商議共同反蔣。問題是四川連自己內部都沒能統一，川軍也從來沒有走出過蜀中，劉文輝究竟拿什麼東西來聯合反蔣呢？
接著是韓、石，且不說二人起碼錶面上已投蔣，在鄭州還預備對閻下手。就算他們又重新打出反蔣旗幟，以二人已經臭掉的名聲，徐永昌也料定，“再過二三年，社會上就沒有這兩人的聲音了”。
對於唐生智等人，徐永昌更是嗤之以鼻。在他看來，唐生智已毫無實力，簡直提都不用提。至於其他林林總總的雜牌軍頭或者說客，都不過是一些沒找到飯主滿處遊飛的傢伙，到處誑人騙錢而已，有哪一個靠得住？
徐永昌很懇切地對周玳說：“如果打起來，這個重擔子就全要由咱們擔起來，你看這個仗怎麼打？我希望開會時你要力主不打。”
當天下午三點，閻錫山將徐永昌召至自己的機要室。徐永昌得知張學良已派代表來太原簽字。
如果張學良肯聯閻反蔣，徐永昌倒是覺得比其他同盟軍都靠譜一些，因此他忙問張學良派來的代表是誰。得到的答覆是鄒魯。
鄒魯是西山派成員，當然是反蔣的，可是徐永昌從來沒有聽說過他跟張學良有什麼很深的關係，怎麼能代表張學良簽字呢？換成張學良的秘書長王樹翰還差不多！
面對徐永昌的質疑，閻錫山囁嚅著說：“此一時之志同，即可以道合，用不著有何深交。”說著他又反問徐永昌對反蔣的看法。
徐永昌說：“第一不要走打仗的途徑；第二你如一定要打仗，不要與我商量作戰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