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拿著報題單又去了他辦公室。他在接電話，揮揮手讓我找個地兒坐，過了一陣子，抬頭看我愣愣地拿張紙還站著，嘆口氣，伸手把紙接過去簽了。
後來有同行採訪我：“你向臺裡報這個題時，是受什麼驅動？”
我說：“三十年發生了不少事兒，我也三十了，就覺得這是我的歷史，想知道。”
她問：“那時候你應該是山西一個不滿週歲的小女孩吧？怎麼會覺得這事兒跟你有關係呢？“
我跟她說：“我們會在‘九·一一’時做那麼多報道，那是另一個民族的災難，為什麼對於我們自己的災難反倒漠視呢？這一點我不明白。”
她問：“那你以前為什麼沒這個想法？”
我被問愣了一下：“到了這個年齡，像有什麼東西扯著你一樣往回望。”
錢鋼帶我去看唐山當年的空軍機場，現在已經殘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四十二分，相當於四百枚廣島原子彈威力的里氏七點八級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處爆發。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瞬間摧毀，二十四萬人遇難。這個機場是幾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從市區到這裡九公里的路上，車運的、走路的、抬著擔架的……有人是用手摳著地上的石頭，一點一點爬來的，地震發生時，很多人來不及穿衣服，有老婦人赤裸著身體，只能蹲著把一塊磚擋在身前。
一天裡，人們把衛生隊附近一個發綠的游泳池的水都喝乾了。
當年的女醫生現已六十多歲，比劃給我看：“從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裡，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時候探著人過去，會動的是活人，不會動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襬被染成了紅色，是被傷員和他們家人的手拽的：“醫生，救救……”最後一瓶氧氣，她給一個傷員用上。回來的時候，發現氧氣瓶周圍躺了六個人，每人鼻子裡一根導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兒找來的。
我上中學的時候，家裡有一本借來的《唐山大地震》。有個細節多年不忘，當時沒有麻藥，一位女醫生給一個小男孩用刷子把頭皮裡的沙子刷出來。這個女醫生就是她。
“四十分鐘。”她說，“沒有燈，用手電照著做的。”
她一邊掉眼淚，一邊用刀背刮那些結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腳就抽搐一下。六歲的小男孩，一滴淚也沒掉，不斷地念語錄：“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不怕犧牲……”
這些年，她一直惦記著他，想見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頭皮好了沒有，留沒留疤。”但是，當年這裡的人，都沒有名字，沒有照片。當時不允許拍攝任何影像資料，尤其是傷亡的人，醫生也不能告訴家人這裡的情況，“這是機密”。火車路過唐山，必須放下窗簾。
我問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訴她的後代。她說沒有。
我問：“那到您孫女這一代，還會記得麼？”
頭髮花白的老醫生搖搖頭。
“您不怕被遺忘嗎？”
她反問我：“不記得的事情多了，大饑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沒說話。
她一笑，把話收住了。
我採訪了一位攝影師，他是地震後唯一可以用相機自由拍攝的人，拍了一千多張，其中一張很著名，是孤兒們在火車上吃紅蘋果，孩子們都笑著。
他說其實當時車站上滿滿都是人，四千兩百多個孤兒，每個孩子頭上都彆著小布條，布條上是遇難的父親和母親的名字。站臺上拉著抱著的都有，哭聲震天。
我說：“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嗎？”
他說：“……不知淹沒在哪些底片裡了，從沒拿出來過，我只拿出了笑的這張。”
我問，是不讓拍麼？
他說不是：“是我自己當時的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是什麼？”
“就是要正面報道地震。"
“你遺憾嗎？”
“遺憾，因為災難更應該反映的是人的本質。”有記者看完這段採訪，問我：“吃蘋果的孤兒的照片也是真實的，為什麼沒有直擊人的內心？”
我說：“那個刷頭皮的小男孩的細節之所以讓人記了很多年，那個醫生對他的情感之所以顯得那麼真實，是因為小男孩承受了極大的痛苦，是因為他的堅忍。西藏人有句話說，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個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鋒利和痛感感覺不到，後來的蜜汁你吮吸起來也會覺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個唐山當地媒體組織的災民見面會。我原以為錢鋼老師會反感組織起來的聚會，但他沒有。他見到當年的人，擁抱著，大力拍他們背。大家坐了一排，挨個按要求發言，到他發言，就誠懇地說兩句。
可是我和老範有點犯愁，這種形式感太強的見面會，左繞右繞也繞不開安排的痕跡，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麼能用在片子裡？只好作罷。
事後卻後悔。
陳虻說過一個事兒。有個片子記錄山東最後一個通電的村子，拍完編導回來說：“陳虻，抱歉，片子沒拍好。”
他說：“為什麼？”
編導說：“因為當天來了另一個電視臺，非要‘擺拍’。比如說農民家裡白紙裹的那種鞭炮，只有半掛了，一直烤在爐臺上，捨不得放，就等著通電這天。結果這些當地電視臺的不幹，覺得這不夠氣氛，愣要給人家買一掛紅鞭炮，讓農民拿一竹竿挑著、舉著，他們就拍。農民被他們擺佈得已經莫衷一是，不知道該怎麼弄，整個人的狀態都不準確了，所以我們沒有拍好。”
陳虻聽完說：“你為什麼不把擺拍新聞的過程拍下來呢？”
大家都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