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著鏡頭滿腹委屈：“光說我環保不行，怎麼不說我慈善啊？這個村子裡的老人，我每年白給他們六百塊錢，過年還要送米送面。”他冷笑：“當兒子都沒有我這麼孝順。”
“有人跟你提汙染嗎？”
他一指背後各種跟領導的合影：“沒有，我這披紅掛綠，還遊街呢。”掌管集團事務的大兒子站最中間，戴著大紅花，被評為省裡的優秀企業家。
晚上老頭兒跟市領導吃飯。
“說實話，都吵環保，誰真敢把經濟停下來？”書記推心置腹的口氣。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頭兒悠悠地說。
書記像沒聽見一樣：“哪個國家不是先發展再治理？”
老頭兒說：“這麼下去治理不了。”
“有錢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個賭？”老頭兒提了一下一直沒動的酒杯。
沒人舉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條河叫文峪河。
“這還是河嗎？”我問老頭兒。
他說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汙溝。”河水是黑色的，蓋著七彩的油汙，周圍被規劃為重工業園區，焦化廠的廢水都直接排進來。這條河的斷面苯並芘平均濃度超標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邊上長大。我奶奶當年進城趕集的時候，圓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別枚銅錢，是渡船的費用。我爸年輕時河裡還能游泳，夏天沼澤裡挖來鮮蓮藕，他拿根筷子，紮在藕眼裡哄我吃，絲拉得老長。
我小學時大掃除，用的大掃帚舉起來梆梆硬，相當扎手吃力，是蘆葦的花絮做成的，河邊還有明黃的水鳳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藍得發紫的小蝴蝶從樹上像葉子一樣垂直飄下來，臨地才陡然一翻。還有蟋蟀、螞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蟲……吃的也多，累累紅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稈用牙齒劈開，嚼裡面的甜汁。回家前挖點馬莧菜拿醋拌了，還有一種灰白的蒿，回去蒸熟與碎饅頭拌著蒜末吃，是我媽的最愛。最不濟，河灘裡都是棗樹，開花時把鼻子塞進米黃的小碎蕊裡拱著，舔掉那點甜香，蜜蜂圍著鼻子直轉，秋天我爸他們上樹打棗，一竿子掄去，小孩子在底下撿拾，叮叮噹噹被鑿得痛快。
風一過，青綠的大荷葉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氣帶上來，蛙聲滿河。表姐把塑膠袋、破窗紗綁到樹杆上下河抓魚，我膽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廚房門口探頭輕聲叫“小靜姐，小靜姐”，給我一隻玻璃瓶，裡頭幾隻黑色小蝌蚪，細尾一蕩。
河邊上從這個時候，開始蓋紡織廠、紙廠、糖廠、油廠……柏油路鋪起來，姐姐們入了廠工作，回來拿細綿線教我們打結頭，那時工廠有熱水澡堂，帶我們去洗澡，她們攬著搪瓷盆子衝著看門男子一點頭，笑意裡是見過世面的自持。紡好的泡泡紗做成燈籠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藍的，我妹是粉紅的，好不得意。我媽在工廠的理髮店給我燙個捲毛，隔了這麼多年，腦袋上包個黃色蛇皮袋的燙熱感還有，是文明讓人不舒服的啟蒙。
人人都喜歡工廠，廠門前有了集市，熱鬧得很，大喇叭裡翻來滾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無限好囉喂……”聲震四野。有露天電影，小朋友搬小板凳佔座位，工廠焊的藍色小鐵椅，可以把紅木板凳擠到一邊去。放電影之前常常會播一個短紀錄片，叫《黃土高原上的綠色明珠》，說的是臨汾。我媽帶我們姐妹去動物園時，每次都要提醒“電影裡說了，樹上柿子不能摘，掉下來也不要撿，這叫花果城”。
紙廠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邊上，排著冒白沫子的黃水，我媽說這是鹼水，把東西泡軟了才能做紙。小朋友一開始還拿著小杯子去管子口接著玩，聞一下齜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變難看了，但我還是跟河親。跟表姐妹吵了架，攥著裝零錢的小藥盒出走，在河灘上坐著，看著翻不起浪的黃泥水。大人都講，小孩子是從河裡漂過來的，我滿腹委屈，到河邊坐著等，河總有個上游，往那個方向望就是個念想，怎麼還不來接我？
我上中學後，姐姐們陸續失業。之後十年，山西輕工業產值佔經濟總量的比例從將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廠、鋼廠、鐵廠……託煤而起，洗煤廠就建在汾河岸上。我們上課前原來還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後來也頹了，擦不過來，一堂課下來臉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見過託人想進廠的親戚，沒聽過有人抱怨環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窩煤爐子，一屋子煙也嗆，但為這點暖和，忍忍也就睡著了。
我父母也說，要沒有這些廠，財政發不了工資，他們可能攢不夠讓我上大學的錢。
河裡差不多斷流了，只有一點水，味兒也挺大。兩岸還有些蒿草，鳥只有麻雀了，河邊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燼裡一些皮毛腳爪，是人拿汽槍打了烤著吃。但我們這些學生還是喜歡去河邊——也沒別的野地兒可去，河邊人跡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種曲折的情致，不說話也是一種表達。
回憶高中最後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記憶裡各種顏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連晚霞都稀淡一縷。坐在我爸腳踏車後面過橋時，每次我都默數二十四根橋柱，底下已經沒什麼水可言，一塊一塊稠黑泥漿結成板狀，枯水期還粘著一層厚厚的紙漿。河灘的棗樹上長滿病菌一樣的白點子，已經不結棗了。後來樹都砍了。但我晃盪著雙腿，還是一遍遍數著欄杆，和身邊的人一樣沒什麼反應，生活在漠然無所知覺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這樣，”老頭兒說，“想先發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問：“如果現在把汙染全停下來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壞了，雨水涵養不住。”
“你是說無論如何我都看不見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這一代不行了。”
“這並不是最要緊的，要緊的是現在已經出現地下水汙染了，”他說，“就你們家那兒。”汙染物已經從土壤中一點一點地滲下去，一直到幾百米之下。
我覺得，不會吧，這才幾年。
但採訪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媽常掰開我和我妹的嘴嘆氣：“我和你爸牙都白，怎麼你倆這樣？”我倆只好面面相覷，很不好意思。
老頭兒這麼說，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學家屬樓後，我家自來水是鹹苦的，難以下嚥，熬粥，粥也是鹹的。家家都這樣。像喝鐵釘一樣。後來查了一下，可不是，“縣城水的礦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鹽、鐵”。
到現在，自來水也只能用來洗涮，東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輪車焊一個水箱，拉進城，在窗戶底下叫賣“甜水”。我媽買了紅塑膠桶，兩毛錢一桶，買水存在小缸裡，用這種水熬米湯，才能把綠豆煮破。
我想我們姐倆是不是枉擔了多年虛名，問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這辯解，有天終於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這幾年趙康鎮的氟骨病患者多起來了，牙都是黃的，骨頭都是軟的，腿沒法走……”
我上網查水利局資料，發現襄汾是重氟區——有二十四萬人喝的水都超標，全縣的氟中毒區只分布在“汾河兩岸”，在術語裡，這叫“地帶性分佈”，也就是說，用受工業汙染的河水灌溉，加上農藥化肥濫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滲透。
河邊的洗煤廠是外地人開的，掙幾年錢走了，附近村長帶著幾位農民專門到北京來找過我，問能不能再找些專案，被焦油汙染的地沒辦法復墾了，每煉一噸土焦，幾百公斤汙染物，連著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邊堆著，白天冒煙，晚上藍火躥動，都是硫化氫。我們二〇〇六年見過五層樓高的堆積，有人走路累了在邊上休息，睡過去，死了。
現在這些焦廠已經被取締，老頭兒說：“但今後幾百年裡，每次降雨後，土壤中致癌物都會向地下潛水溶入一些。”
我聽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學離開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時火車到湖南，清晨靠窗的簾子一拉，我都驚住了，一個小湖，裡頭都是荷花——這東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這個感覺。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這年，中國放開除電煤以外的煤炭價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學，與父親一起做生意，當時一噸煤十七塊錢，此後十年，漲到一千多塊錢一噸。煤焦自此大發展，在山西佔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為最重要支柱產業。
二〇〇三年春節我從臨汾車站打車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見度不到五米。滿街的人戴著白口罩，鼻孔的地方兩個黑點。車上沒霧燈，後視鏡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機直著脖子伸到窗外邊看邊開，開了一會兒打電話叫了個人來，“你來開，我今天沒戴眼鏡。”
我以為是下霧。
他說，嗐，這幾天天天這樣。
我查資料，這霧裡頭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懸浮的顆粒物。臨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呂梁山之間，是個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閉，冬季盛行西北風，汙染物無法擴散，全窩在裡頭了。
回到家，嗓子裡像有個小毛刷輕輕掃，我爸拿兩片消炎藥給我，說也沒啥用，離了這環境才行。他跟我媽都是慢性鼻炎，我媽打起噴嚏驚天動地，原先還讓我爸給她配藥，後來也隨便了：“你沒看襄汾這幾年，新兵都驗不上麼，全是鼻炎、支氣管炎。”
我爸是中醫，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裡來，弄了一箇中藥櫃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還在，拿個小銅秤給他抓藥，我看藥方是黃芪、人參、五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