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發現，人在那樣的狀況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個女生隔著桌子，茫然地把一張火車票遞給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給我退了麼？”我不知怎麼辦，把票接過來，又放在桌上。
臨走的時候，她們本能地想跟著出來。門緩緩帶上，我看見她們的臉重重地往下扯著，眼看就要哭出來。那個有一歲小孩的醫生又走了進去，安慰她們。我在門口等著她，她出來的時候大概知道我想問她什麼，說：“我也是母親。”
那時候我才能回答陳虻的問題——當一個人關心別人的時候，才會忘記自己。
到七二一醫院的時候，我看到醫生護士衝過來，飛奔著跑向衛生院的消毒車。一個四十多歲、戴金絲眼鏡的男醫生拍著車前蓋，淚流滿面：“政府去哪兒了呀？怎麼沒人管我們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區衛生院一個剛畢業的小夥子，他把手放在這個醫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來。”小夥子把過氧乙酸沿著塑膠桶沿慢慢倒進水裡，開啟背上的噴霧器，齒輪低聲悶響，轉動，他說：“讓開一下。”噴嘴處無色的水破碎成細小的霧滴，被氣流吹向遠處。
“以後就這樣用。”他說。旁邊的人點點頭，鎮靜下來。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個人去，我們的鏡頭也不能再跟。
我給他提了一下淡黃色的乳膠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來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著我。我們不知道對方叫什麼，都穿著防護服，只能看到對方的眼睛。
他說：“五一後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揹著噴霧器拐過一個彎，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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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東城區草廠東巷，一名醫務人員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圖片）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裡擠來擠去不知買什麼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盃麵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著往外長，襯著灰撲撲的荒街。老金盃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著，外頭沒人，風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著怎麼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侷促的街道，就這麼到死，沒想到還有這麼一天。
到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生推著一個蒙著白布的東西，顛簸著跑過來。
我嚇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抬的時候，我才發現，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著，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裡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吊瓶，我數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佈的沒這麼多。我又數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週後也發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聲。編導天賀抽了一會兒他的大煙鬥，說：“覺得麼，像是《卡桑德拉大橋》裡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裡的人耳邊咣咣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
我們住在一個小酒店裡。人家很不容易，這種情況下還能接收我們。一進大門，兩條窄窄的繩子，專為我們幾個拉出來一個通道，通往一個電梯。進了電梯，只有我們住的三樓的按鈕能亮，其他樓層都用木板封死，怕我們亂跑。進了三樓，沒有其他客人，空蕩蕩的長走廊裡靠牆放著一溜紫外線消毒燈，夜裡磷光閃閃。
樓層的服務員挺好的，給我房間打電話，說我們要撤了，以後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吧，給你們一人留了一個體溫計，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們打球的操場空無一人，掛了鐵絲，滿場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頭底下，飄來蕩去。
我家小區也知道我去過病房了。物業給我打電話：“挺好的吧？大家都挺關心你的……最近不回來吧？”我理解，拍完了我們也不回辦公室，車開到南院門口，把帶子放在門口傳達室。會有人來取，把帶子消毒後再編輯。
我妹來酒店給我送東西，我讓她帶只小音箱給我。晚上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隔著三四米遠，我讓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燈下看著我。去病房前我倆談起過父母，我問她：“你覺得我應該去病房嗎？”她說：“你可以選擇不當記者，但是你當了記者，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
一天晚上，張潔莫名其妙地跑來酒店住，還帶著一大束花。“咳，領導，這時候您來幹嘛呀？”大家心想，還得照顧您。他不解釋，還一一擁抱，男人們著實不習慣，倒拽著花，繃著身體忍受領導的親熱。
事後，我在媒體報道里看到過張潔說：“他們幾個早期的時候回到南院來吃過一次飯，結果大家找我反映：你還注意不注意我們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間，真是……但轉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們心裡難受，就來酒店陪著我們。
記者問我，我一點不記得去南院吃飯這事兒了。費勁地想半天，解釋說：“那時，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麼真實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來，我閉著眼從枕頭邊摸到體溫計，往腋下一夾，再半睡半醒五分鐘。反正發燒就去醫院，不發燒也要去。有一天，我覺得鼻子裡的氣是燙的，熱流直躥到腦門上，覺得肯定是感染了。閉著眼睛想，怎麼搞個DV進病房之類，不能白死。睜開眼看了看體溫計，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負責給刑場上已被執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說從不恐懼，只有一次，晚上洗頭的時候，打上洗髮精，搓起泡沫的一剎那，所有那些臉都出現在她面前。
她的話我覺得親切。非典時，我很少感到恐懼，有一些比這更強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龍頭下，開著冷水，水流過面板，一下浮出顫慄的粗顆粒，塗上洗面奶，把臉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覺得是死神在摸著我的臉。我一下子睜大眼睛，血管在頸上嘣嘣地跳。我摸著血管，這就是最原始的東西。活著就是活著。在所有的災難中，這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後來我才知道，有一陣子，我們幾個都認為自己肯定感染了。從醫院回來，大家不約而同衝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覺得有什麼粉末已經沾在身上，鼻孔裡嘴裡嗆得都是，但誰也不說，好像不說就是一種保護。
臺裡給了我們五個免疫球蛋白針指標，這在當時極稀缺，是當保命的針來打的，但司機周師傅不是本臺職工，沒有指標，這五針被安排到當晚八點打，過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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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圖片）
“要麼六個都去，要麼都不去。”我們打各個電話爭取，但臺裡也協調不了。
錄音劉昶一邊聽著，說了句：“別球爭了。”七點半，他把門一鎖，不出來了，敲也不開。陳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這樣他安心。”
我們五個回來的時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著，一邊給他的錄音杆弄土法消毒——罩個女式黑絲襪在杆頭的絨上，一根菸斜銜在嘴角，眼睛在煙霧裡眯起來：“沒事兒，該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醫院裡碰到個女病人，舉著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著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著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