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洪鈞又來到紐約。第一次到紐約，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他還在西北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博士學位，與同學一起駕車到紐約旅行，來去匆匆。畢業後，他在芝加哥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兩年，然後回到中國，開辦了北京第一家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洪鈞律師事務所”。從業多年之後，他回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任教,目前是中國很有影響的法學教授。
這一次，他是應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的邀請來訪問講學。這一個月的時間讓他對紐約有了更為精細的認知。不過，凸顯在記憶之中的不是曼哈頓的高樓大廈，不是中央公園的湖光樹影，不是法學院的教師學生，不是佔領華爾街的示威民眾，而是一個神秘的中國人。
洪鈞住在曼哈頓區東60街的一棟公寓樓內，離中央公園不遠，但瀕臨通向皇后區的大橋，來往車輛很多，噪音很大，特別是那些警車、救護車、消防車發出的不知疲倦的尖叫聲。
紐約大學法學院在曼哈頓下城的華盛頓廣場公園附近。10月10日下午，洪鈞在東63街乘坐F線地鐵，大約20分鐘後，就來到了西4街。走上地面，他沿著已然熟悉的街道向東走去，很快就來到法學院的福爾曼樓前。走進長廊環抱、綠蔭遮蔽的庭院，他從書包裡掏出邀請信——這是他進入法學院大樓時必須出示的證明檔案。
他剛要走上臺階，一個陌生男子走過來，用英語說：“請問，你是從北京來的洪教授嗎？”此人五十多歲，穿著體面，像箇中國人。
“是的。”洪鈞看著對方，猜測他的來意。
“我叫維克多。我聽說你今天要給學生講課，介紹中國的刑事司法。我很感興趣，也想進去聽聽。但是，警衛不讓我進去。”
“你是中國人？”
“是的。我在這裡做生意，但是對法律問題很感興趣。”
“我想，我幫不了你，因為我進樓也需要出示邀請信。你可以去找法學院的教師談談。對不起，上課時間就要到了。”
洪鈞走進樓門，來到316教室。這是研究生的“中國刑事司法”課程。在開場白之後，洪鈞給學生們講述了中國刑事司法的現狀，重點介紹了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於今年9月公開向公民徵求修改意見的《中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的主要內容……
下課了，洪鈞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走出教室。幾個學生跟著他，繼續詢問一些與中國刑事司法有關的問題。走出法學院的大門，他和學生道別，但有一個學生要跟他一同乘坐地鐵。天色昏黃，他們有說有笑地向地鐵站走去。就在拐向地鐵站入口時，他漫不經心地回頭張望，卻大吃一驚，因為那個想來聽課的中年男子就跟在後面。他愣了一下，快步走下樓梯。
洪鈞和學生站在地下二層的站臺上，等候F線列車。那個男子站在離他們不太遠的地方，似乎是在檢視地鐵路線圖。站臺上人很多，聲音也很嘈雜。在隔著兩條鐵道的另一個站臺上，一個黑人青年正在吹奏薩克斯。大概因為看到他們，黑人青年竟然吹奏了《義勇軍進行曲》。在紐約的地鐵站裡聽到熟悉的中國國歌，洪鈞情不自禁地給他鼓掌。然而，那個男子的眼睛裡卻流露出不屑的目光。
列車來了，洪鈞和學生隨著擁擠的人流走進車廂，站在門邊。那個男子從另外一個車門走進這節車廂，站在斜對面的角落裡，若無其事地看著他們。列車開過第42街之後，他們身邊有了空位，便坐下來。此時，那個男子也有了座位。學生在第59街下車後，那個男子仍然坐在車廂的角落裡，面無表情地看著洪鈞。洪鈞把目光轉向窗外，思考著此人的目的。憑直覺，他相信那人是在跟蹤。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他不能讓人跟隨到他的住處。列車駛入第五大道車站，他本應在下一站下車，但在車門即將關閉的一剎那，他突然起身走了出去。在站臺上，他回頭向車廂內望去，只見那個男子也要下車，但是被車門擋在了車廂內。
14日上午又是講課的時間。來到法學院門口，洪鈞特意巡視一番，但沒有見到那個男子的身影。這堂課的主題是起訴決定和辯護律師在審前程式中的作用。他認真準備了講課內容，從2010年在中國轟動一時的趙作海冤案談起……
這些年，洪鈞一直在研究刑事錯案問題。2011年4月，洪鈞應“俄亥俄洗冤中心”的邀請，到辛辛那提市參加了關於刑事錯案的國際研討會，並且就中國的冤案問題做了主題發言。來自20多個國家的近500人參加了會議，分別介紹了各自國家面臨的冤案難題。在研討會的開幕式上，美國“洗冤行動”的創始者介紹了美國的冤案情況。在過去20年，美國的“洗冤行動”透過DNA檢驗發現並糾正的冤案就有371起！
洪鈞繼續在紐約大學法學院的講課，並做了兩次專題講座。雖然每次走到法學院門口時他還會尋找那個神秘男子的身影，但是那人的缺失已不會令他感到意外了。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曼哈頓市區的華爾街一帶，開始了“佔領華爾街”行動。示威者聲稱，占人口總數99%的普通大眾無法容忍僅佔人口總數1%的富人的貪婪和腐敗，他們要用和平示威的方式表達對權錢交易和社會不公的抗議。10月8日，洪鈞利用週末到曼哈頓下城觀光，在市政廳一帶看到了人流如潮的示威遊行。後來，示威者佔據了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使之成為抗議活動的中心。那段時間，他天天觀看紐約第一頻道的電視節目，特別關注有關“佔領華爾街”行動的新聞報道。開始，媒體的報道多為支援示威活動的聲音，一些政治家和社會名流紛紛到祖科蒂公園去看望示威者。後來，媒體上出現了反對的聲音。例如，紐約市長表示，示威者有表達訴求的權利，但不能干擾其他人的正常生活。
一天晚上，洪鈞在電視節目中看到記者對華爾街附近居民的採訪。一位華裔男子對記者說，他支援示威者的主張，但是不贊成這種“佔領華爾街”的做法。他抱怨說，示威者的活動使他們難以正常生活，特別是那些高分貝的鑼鼓聲和音樂聲。他要求把示威者播放音樂和敲鑼打鼓的時間限制在白天，而且每天不能超過6個小時。洪鈞覺得這位華裔的相貌與那位神秘男子相似。在隨後滾動播放的新聞節目中，他再次看到這個採訪的畫面，並確認此人就是那個維克多。洪鈞不禁自問：此人是幹什麼的？他居住在華爾街一帶，應該是衣食無憂的富人。那麼，他為什麼要去旁聽講課？他為什麼在法學院外等候數小時並尾隨乘坐地鐵？此時，洪鈞有些後悔，因為此人的身份和目的已成為不解之謎。
10月29日，星期六。一場五十年一遇的10月大雪在萬聖節前光顧紐約。氣溫驟降，紐約人似乎一下子從夏季進入了冬季。不過，洪鈞住的公寓樓已經供暖，室內暖意融融。他一邊收拾行裝，一邊隔窗賞雪，別有一番情趣。他的心中也有一點憂慮，那就是這場大雪是否會影響明日回國的航班。此外，他也為那些“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擔憂，因為紐約市警察局和消防局日前聯合行動，到祖科蒂公園收繳了示威者使用的小型發電機和煤氣爐。僅憑帳篷睡袋，那些年輕人如何度過這風雪交加的夜晚啊！透過電視新聞，他得知這場大雪已經給紐約市和毗鄰的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造成了災害。道路封堵，樹枝折斷，一些地區還停了電。新澤西州的州長已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然而，這場大雪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次日清晨，洪鈞拉開窗簾，只見藍天如洗，萬里無雲。他想，今天到中央公園，一定能看到難得一見的雪景。早飯後，他急不可待地走出公寓，頂著寒風，來到中央公園。此時，旭日東昇，陽光明媚。他踏著小路上的積雪向園中走去，偶爾才能見到三三兩兩的遊人。他走到古城堡下的烏龜湖畔，眺望被皚皚白雪覆蓋的大草場及其周邊色彩斑斕的樹林，不禁想到曾給他留下深刻記憶的中國東北的林海雪原。
洪鈞下午要去機場，便戀戀不捨地沿著園中公路向外走去。一路上，他看到許多趕來健身、嬉戲、賞景、攝影的紐約人和外地遊客，也看到不少因枝葉難堪積雪壓迫而折斷的樹杈。快到中央公園的東南入口時，他遠遠就看見那用數十個破舊輪胎做成的高大塑像。他想，積雪不會把它壓倒吧？就在他抬頭觀望時，一個聲音傳入耳鼓——“洪教授！”
這聲音不大，但說的是漢語。洪鈞轉回身，只見維克多走了過來。
“洪教授，果然讓我等到你了。我估計你就會來的。”
“你好，維克多。這裡的雪景確實很美。不來看看，一定會成為遺憾！”洪鈞敷衍著，思考著脫身的說辭。
“我知道你今天就要回中國了。但是，我有一個問題，一定要問你，因為它已經糾纏我許多年。不問，也一定會成為我的遺憾。”
“什麼問題？”
“十幾年前，你曾經到黑龍江的濱北農場去辦過一個案子吧？”
“啊對。那應該是1994年了。”洪鈞當然不會忘記，因為那是他留學回國之後辦理的第一起案件，辦案經歷艱險曲折，而背後的人生故事更令人蕩氣迴腸。
“你想起來啦？我猜你也不會忘記。”
“你怎麼知道那個案子的？它與你有關嗎？”現在是洪鈞迫切地想把談話繼續下去了。
“十年前吧，一個老朋友從中國來，帶給我一張《法制日報》，因為那張報紙上有一篇關於那個冤案的文章。我告訴你，我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看到了你的名字——洪鈞，洪律師，印象老深刻啦！不過，我對那篇文章感興趣，主要還是因為我認識那個案件中的一個人，也可以說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吧。”維克多的話語中還帶著中國東北的口音。
“是誰？”洪鈞急不可待地問道。
“肖雄。你還記得這個名字嗎？”
“當然。”這是洪鈞不會忘記的名字，因為他和肖雄之間還有一層非同尋常的個人關係。“你怎麼認識他的？”
“這可就說來話長嘍！”此處來往的行人很多，維克多帶著洪鈞往公園裡面走去，站在一處僻靜的樹林旁，語速平緩地講述起來——“我家就在哈爾濱。“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考上了黑龍江大學，專業是日語。畢業後，我就留在大學教書。那個時候，我很年輕，有理想，有激情，又接觸了一些外國的東西，就一心投入到民主運動之中。一開始，我們主要是在大學裡舉辦演講和集會。後來，我們還創辦了一個刊物——《松花江之春》，自己油印的，主要發表我們這些人寫的詩歌和雜文。由於我們寫的東西抨擊時弊，宣揚民主，所以被官方定為‘地下刊物’，或者說，非法出版物。我告訴你，雖然官方查禁了，但我們的《松花江之春》很受青年人的歡迎。1984年4月5日，為了緬懷周總理，我們還在防洪紀念塔下搞了一個‘松花江之春’詩歌朗誦會。你知道哈爾濱的防洪紀念塔吧？就在松花江邊，對著中央大街。”
“我去過那裡。那麼，肖雄也參加了你們的活動？當年，我就聽說他被牽扯到一起政治案件，但不知他幹了什麼。”洪鈞把話題轉到肖雄的身上，因為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
“其實，肖雄也沒幹啥。他就是一個跑腿兒的，幫我們送送信，找找人，發發刊物。不過，他很熱情，辦事兒也很認真。你說的政治案件，就是那次‘四·五集會’，被政府定為‘反革命活動’。公安局的人四處抓捕我們，真的很恐怖。我們都躲了起來。有的跑到鄉下，有的跑到外地。肖雄也受到牽連。好像他先去了濱北農場，後來又跑回哈爾濱。他來找過我，說公安局的人在抓他，農場不能回了，家裡也不能住了，走投無路，讓我幫幫他。當時吧，我有點兒自顧不暇，就讓他自己去想辦法。一方面，我覺得他沒啥大問題，就算被抓住，也不能咋的。另一方面呢，我正在想辦法出國，不想再添麻煩。我告訴你，那段時間，我們那幾個核心人物都在反思。我們的奮鬥究竟有多大意義？想來想去，我們還是應該面對現實，各奔前程吧。後來，我去了日本，一邊打工，一邊上學。你知道，在日本留學，很難拿到移民身份，所以我又來到美國，讀了一個經濟學的碩士。這時候，我對政治已經不感興趣了。我感興趣的是股市。我告訴你，股票市場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要說呢，這炒股票就跟賭球、賭馬差不多，但是更有學問。股市確實很神奇，它不會給人類生產出任何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但是可以創造出許多百萬富翁，甚至是億萬富翁！這些年，我就是靠股市發的財。現在，我在曼哈頓有高階住宅，在皇后區的法拉盛還有一家餐館。不用我管，有人替我打理。我奮鬥過，現在就是要享受生活啦。我告訴你，只要我願意，我可以一年四季到世界各地去旅遊觀光。”
“難怪你那天接受電視臺記者的採訪時，說話那麼輕鬆！”洪鈞的心中升起一番感慨。
“你說的是‘佔領華爾街’行動吧？你也看到啦？我告訴你，我是親身經歷過中國80年代民主運動的人。我也曾經是個激情燃燒的熱血青年。但是我現在認為，那樣式兒的民主運動是不會有啥結果的。其實，這些美國青年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就跟當年中國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行動差不多。民主是一種美好的追求，但不能成為真正的信仰。而沒有信仰指引和支撐的政治運動，只能是一場鬧劇，甚至是悲劇！我告訴你，中國最主要的問題不是缺少民主，而是缺少法治，缺少文明。缺少法治和文明的民主，那肯定得亂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可是大民主，結果是無法無天，野蠻惡鬥，天下大亂。”維克多揮了揮拳頭，似乎是在演講。
洪鈞感覺，維克多很有演講的天分。他想象著維克多站在防洪紀念塔下面向民眾慷慨激昂地進行演說的情景。“維克多，你剛才說你對政治不感興趣了，但是我發現，你還是很關心政治的，而且很有研究嘛！”
“哪裡？讓你見笑了。我這個人，喜歡思考政治問題，但是厭倦政治鬥爭。政治是什麼？就是權力鬥爭！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但是在中國，政治鬥爭缺少文明的基因，一定是你死我活。老祖宗就說過，勝者王侯敗者賊！政治家們總會千方百計地把民眾拉進政治鬥爭，特別是當他們還在臺下的時候。其實呢，政治鬥爭跟老百姓沒啥關係，因為掌權者終歸是少數人。我告訴你，在一個國家中，關心政治的人越少，老百姓的生活就越好！所以嘛，我現在只是說說而已。算啦，不談政治了，還是說說肖雄吧。看了那篇文章之後，我一直很內疚。我感覺自己對不起他，我本來是可以幫助他的。不過，那篇文章沒有講他的具體情況，只說他的命運很慘！我告訴你，這些年，我一直想找到他，盡我的力量去幫助他，以便彌補我的過錯。2008年北京開奧運會的時候，我回國了。在北京看完奧運會，我回到哈爾濱，主要目的就是去找肖雄。但是，我沒有找到，一點訊息都沒有。我不知他現在何處，不知他是死是活。聽說你要到紐約來講學，我很興奮，因為我相信你知道肖雄的情況。他現在究竟咋樣了？”
洪鈞的目光凝固在樹林中的白雪上，他的思緒已經飛回到17年前那片寒冷荒蠻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