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有許多方面已經變了，例如，眾多的列寧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確實有一些方面，六十餘年如一日，真是驚人。
從莫斯科國際機場向市區行駛，闊大的綠地之中一個黑色的雕塑給我以強烈的印象。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長方木條，令人聯想到鐵絲網和塹壕，聯想到戰爭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們說，這個雕塑是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者。
在塔什干，我們瞻仰了同樣是紀念衛國戰爭中犧牲了的烈士的無名英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是一團永不熄滅的火，從它落成以來，這團“聖火”便晝夜點燃，從不停熄。在聖火旁邊，一位年老的婦女指揮著幾列身著黑衣的女孩子唱著無言的“啊……”歌，調子非常熟悉，卻原來是舒曼的夢幻曲。
我不知道夢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氣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肅穆的。
據說各大城市都有這樣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我曾在電視螢幕上兩次看到這樣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滿勳章的老年人向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始，以聖火的熊熊燃燒終，中間回顧了蘇聯衛國戰爭的全過程：希特勒匪幫的突襲，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節在紅場列寧墓上發表演說，大轟炸，蘇聯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參軍，蘇聯婦女在工廠加班生產、擦拭著炮彈頭，坦克與大炮的轟鳴，直到勝利，蘇聯紅軍的檢閱部隊把繳獲的希特勒軍隊的各種軍旗踩到了腳下。
我不知道這部電視片是蘇聯的電視臺公開播放以反覆向居民進行傳統教育的，還是專門的閉路電視，給外國客人們看的。
但這電視片的內容與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見過的蘇聯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歡講這個話題：“我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了一千二百萬人，差不多佔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每一個蘇聯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員或親戚犧牲。我們容易嗎？”
接著的一句話便自然是：“我們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戰爭。”
差不多人人都這樣說，說的時候神態十分嚴肅。
在蘇聯、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馬爾罕、在第比利斯，我參加了具有官方色彩（即不包括在私人家裡舉行的）的宴會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為世界和平乾杯”，然後是“為了婦女”，特別是“為了在座的美麗的女人們”而乾杯。這時候主人往往要擠擠眼睛，開幾個幽默而又富於人情味的玩笑，有時候玩笑甚至開得有點葷。第三巡就該是“為了兒童，為了我們的未來，為了讓孩子們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為和平、為婦女、為兒童，關鍵還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幾十年來，蘇聯朝野，總是講和平，堅決把和平的旗幟抓在手裡。
在我們到達莫斯科的第一個晚上，晚飯後我們在俄羅斯飯店周圍散步。那是一個星期天，紅場上、莫斯科河畔，到處是度假的蘇聯人。一些老人胸前滿滿當當地掛著勳章，悠閒而威嚴地踱著步子，有的是全家出遊，不少人嘴裡吐著伏特加的氣味。相對來說，這種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輕人比較少。一位和老伴挽著手、酒氣很重、勳章有兩三個的老人主動與我們攀談。他先猜我們是日本人，又猜我們來自東南亞，等我們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之後，他略略一頓，然後緊接著的一句話是：“我們要和平，我們不要戰爭。”
六月二日，我們到達塔什干的第一天。
啊，那真是疲憊不堪的一天。起飛前等待辦各種手續用了四個小時，飛機上飛了四個半小時，降落後又等了三個多小時來辦理“報到”和“註冊”的手續，然後才進入自己的房間。謝天謝地，總算是能洗一把臉，能喘一口氣了。晚飯以後，我們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車存車處的小夥子。小夥子是韃靼人，精力充沛，熱情而又饒舌，見到我們便攀談，接著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對各項國際問題的看法來。當然他的看法都是《真理報》和《訊息報》上登載過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話：“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
與塔什干亞非拉電影節的正式影展同時舉行的還有一個電影市場。在電影市場上我們看了莫斯科電影製片廠與西柏林一個電影機構合拍的影片《岸》。《岸》是根據尤利.邦達略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烏魯木齊南郊烏拉泊“五七幹校”就讀期間，我就拜讀過這篇小說。對這篇小說回憶與寫實交織的寫法，特別是其中關於主人公第一篇作品發表時的種種趣事與蠢事的回顧，我都很欣賞。小說的那種對於生活、歷史、現實進行宏觀思索的氣派，也很觸動我。改編成寬銀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絲不苟，但我所激賞的主人公回憶青年時代處女作發表的情節全部刪去了。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個次要人物，在德蘇戰爭的最後階段，這位蘇軍下級軍官搖著白綢子企圖與據守一幢樓房的法西斯殘餘分子談判，說服他們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毫無希望的抵抗。正當他像天使一樣地搖著白綢去拯救那些已經註定要毀滅的可憐蟲的時候，來自法西斯頑固分子槍口的一粒罪惡的子彈，打死了這位蘇聯軍官。天使中彈犧牲的場面用慢動作重複了好幾次，像一隻白色的和平鴿在飛翔，像一隻仙鶴的最後的展翅，悲而美的畫面渲染著蘇聯是拯救人類、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題思想。
《岸》的主題思想是鮮明、突出而且堪稱模範的。影片的故事、場面也都曲折動人，橫跨東西方兩個世界的寫法尤其非同尋常。影片中的聯邦德國十分暗淡、潦倒，這與我親眼看到過的聯邦德國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原小說亦如此）把聯邦德國一些旅遊者玩電子槍的遊戲與“好戰、復仇”聯絡起來，也未免牽強。再一點是這部電影的節奏實在太慢了。主題鮮明、一絲不苟、節奏慢，這正是我看到的相當一部分蘇聯電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電影節的後期，全蘇與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電影家協會有關負責人宴請我們，飯吃得輕鬆融洽，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歸功於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麵。拉麵的做法與新疆全無二致，只是要精緻些。而且在塔什干，烏茲別克語稱呼拉麵也是“拉（個）面”，與新疆的維吾爾語一樣，顯然是漢語藉詞。吃飯當中，東道主之一，全蘇影協的外聯處處長娜傑日達.伏爾琴科娃感慨地說：“這是多麼好啊！你們來了，我們坐在一起，我們一起說說笑笑，我們互相微笑著。”
她的話使我感動。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國民航班機離開莫斯科。同機的有一批美國遊客，他們是沿著奧斯陸—赫爾辛基—列寧格勒—莫斯科—北京—上海—香港—回國的順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歲的保險公司職員對我發表感想說：“在蘇聯，我們實在受不了，那裡的人沒有微笑（no smile）。”
是這樣的嗎？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麵吃的那次宴請上，娜傑日達.伏爾琴科娃的臉上一直浮現著端莊的笑容。另一位“地主”，烏茲別克影協主席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國客人的說法也並非無端“攻擊”。在蘇聯，陌生人之間是不大微笑也不問好的。當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習慣清晨起床之後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時候，包括飯店的服務員也常常瞠目以對。
服務人員的笑容更是絕無僅有。在蘇聯的民航飛機上，基本上沒有服務，當然更沒有笑容。但是機票非常便宜，從喬治亞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飛行三個半小時，只收三十七個盧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一公斤羊肉要十個盧布，當然，那是新宰殺的、品質極好的羊肉。商店服務員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辦的冷麵孔，與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較，莫斯科店員的面孔顯得更加嚴厲。當然，這種狀況同樣也值得我們中國的服務行業人員反省。
至於一些領導人員就更不用說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厲害，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法則。例如在塔什干電影節開幕式上，開幕、講話、升旗之後應該是文藝晚會。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過了預定時間，已經有性急的觀眾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臺大幕就是不拉開，鈴聲就是不響。後來鼓起掌來了，原來是當地的領導人姍姍來遲，氣宇軒昂、豪邁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給他們的。他們的面孔都很嚴肅，也很神氣。
閉幕式也出現了類似場面。各國代表團團長和一些演員被邀上主席臺就座。大家坐好了，開會時間也已過了十二分鐘，但主席臺正中前兩排的座位仍然虛席以待。著名蘇聯電影導演、來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來是坐在第三排中間的，後來來了一位工作人員，經過動員和謙讓、謙讓和動員，這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剛坐下沒有三分鐘，他又被叫起來了，被引到側幕條邊，加入領導人的行列，然後在大幕拉開以後，在掌聲和鈴聲中與氣宇軒昂的領導者們一起正式入座。
這種莊嚴鄭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許來自一些城市的外觀。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許多莊重宏大的公共建築，以列寧命名的博物館、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等等。與美國的玻璃加鋼樑的摩天大廈不同，當然也不同於中國的磚木結構或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蘇聯的這些公共建築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崗岩、大理石，等等，建築內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建築內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裝飾圖案附件，建築佔地面積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給人的印象是闊大、持重、莊嚴、堅固、充滿自信。
美國的建築則是另一種風格，不論形狀上和材料上都顯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繚亂。特別是那種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對映，更給人一種變幻莫測、光怪陸離的感覺。
而且所有的蘇聯城市街頭都看不見任何商業廣告，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裡也沒有廣告。倒是常常看到莊嚴的集會與講演。在莫斯科，商業網點似乎也不太多，有時汽車開了二十分鐘，路兩邊看不到一個商店，只見一幢幢的大樓。比較起來，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輕鬆、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頭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標語與宣傳畫。標語最常見的有“光榮歸於蘇共”“光榮歸於勞動（者）”“造福人民是蘇共的最高目標”“蘇共二十六大決議是我們的生命”等，紅場附近的老發電廠廠房上懸掛著的標語則是“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也許更多的標語口號是“列寧主義萬歲”和“在列寧的旗幟下戰無不勝”，這些標語多半和列寧像在一道。當然，“給世界以和平”（Ｍиｐ Ｍиｐｙ）的標語也到處可見。由於俄文中世界與和平都是Ｍиｐ一詞，這條標語極富文字與語言的精緻性、嚴整性。
在塔什干，有兩條標語很有特色。一條是“塔什干像鮮花一樣盛開”，一條是“塔什干是和平與充滿友誼的城市”。鮮花與友誼，在塔什干電影節期間，確實充盈洋溢，蔚為大觀，獻花、握手、碰杯……貫徹始終。
塔什干電影節還有自己的政治口號，叫作“為了和平、社會進步與各國人民的自由”。電影節期間，用各種語言寫的這同一條標語，遍佈塔什干的每一個角落。
而入夜以後，在塔什干街頭，代替了商店霓虹燈的是大同小異的棉桃圖案霓虹燈。看來，生產棉花乃是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要任務。
一切莊嚴神聖之中的莊嚴神聖當然是列寧。蘇共二十大以後，對斯大林有所批評，與此同時大大突出了列寧，這樣就不致出現什麼“真空”或者“危機”，人們把從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獻給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革命偉人列寧。
我們在蘇聯旅行期間，到處都看到列寧的雕像。銅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讀書像、行進像、演說像、手勢像、全身像、半身像，有豎在街頭、廣場中央的，有豎在大廳、前廊裡的，也有放在案頭的，都做得充滿激情，親切、偉大、質樸、熱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型，栩栩如生，登峰造極。
還有許多列寧的畫像，大多是巨大的頭像。這些頭像使你覺得列寧就在你的近處、你的面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觀察著你。
凡此種種，甚至使我這個自幼敬仰列寧、讀過列寧一些著作，至今寫文章仍然喜歡援引列寧的某些天才思想論斷的人，使我這個不會對列寧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為之一震。
塔什干電影節開幕的那一天，第一項活動便是向列寧廣場的列寧像獻花圈。當地的蘇聯領導人、電影節組織者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蕩蕩地去給高高聳立著的列寧像獻花圈。這給蘇聯人和外國人都留下了強烈的心理影響，並且似乎具有某種象徵意味。當巨大的、中間是紅的與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紅的鮮花和綠葉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並瀟灑地擺動著手臂的“列寧”面前的時候，我看到一位黑人（他是一個非洲國家的政府部長）掏出手帕揩眼淚。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蘇聯實行的亦是一週五日工作制。我們在塔什干街頭親眼看到一對對青年男女，穿著洋洋大觀的禮服，從市蘇維埃大廈登記結婚走出來。在親友的追隨陪同下，他們雙手捧著鮮花，莊重誠摯地向列寧雕像走去。在蘇聯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寧像與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寧墓獻花了。
而列寧墓是全蘇精神的聚焦點。列寧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壘成，中部有一圈藍黑色的石頭。墓門旁站著兩個精選出來的衛兵，衛兵也像石頭一樣，一動也不動，無怪乎俄語中常用“堅如磐石”這個詞。墓門兩邊擺放著用鮮花紮成的花圈。列寧墓位於紅場西側，旁邊是克里姆林宮、紅牆。南面是聖瓦西里東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頂類似中世紀武士的頭盔，色彩豔麗。東面是巨大的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內有五條大街，四層售貨部。這個百貨公司據說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國人經營建造的。紅場北面則是列寧博物館。
每年五一勞動節與十月革命節，蘇聯領導人站在列寧墓上閱兵並檢閱群眾遊行隊伍，這已經堅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寧墓並不經常開放，只要一開放，便排起長隊，據說一般要排兩個小時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寧的遺容。由於我們代表團在莫斯科只是途經中轉，未能安排進去瞻仰，這是一個遺憾。聽說遺體儲存得極好，面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場合，一些有地位的蘇聯人發言的時候常常要提到列寧。塔什干電影節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電影的組織者都援引了列寧的話，說電影是一切文學樣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蘇中友協組織的歡迎中國藝術家的小型集會上，發言者提到蘇共的時候還要加上鏗鏘響亮的同位語——“列寧的黨”。
而斯大林業已基本消失。據說斯大林的故鄉哥里城有全蘇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們雖然到了第比利斯，卻沒有到二十公里外的哥里城去，所以沒有看到這個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巒上，那個美麗清涼的公園仍然被稱作斯大林中央公園。聽說喬治亞的汽車司機都喜歡在駕駛室裡懸掛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蘇聯朋友告訴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徑崎嶇的喬治亞汽車司機的守護神。
在莫斯科與塔什干也有馬克思像，世界馳名的莫斯科大劇院前便是矗立著馬克思像的馬克思廣場。與列寧像相比，馬克思像就顯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〇年為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學唱的一首由蘇爾科夫作詞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