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興有一家中國商店，店主人也是波恩大學漢學系的畢業生，中文名字叫作梅儒佩，他的妻子是來自印度尼西亞的華僑。他的商店一樓全是日用雜品，從火鍋到千層底的布鞋，從榨菜、醬瓜到景德鎮出品的仿清代龍紋茶具，應有盡有。二樓則是報刊書籍，我一眼就看到了馬加同志的《開不敗的花朵》，梅儒佩又拿來了《青春萬歲》，我們分別為他簽了名。他介紹說，他的生意並不十分好，但他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業。他說，他的店還從比利時買進那裡的華人制作的豆腐，但豆腐這種食品不耐貯存，在冰箱裡放上三五天，如果賣不出去，就自己吃掉。但是，梅儒佩的好友，同樣精通漢語的康邁先生，卻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做老闆的人從來不說自己的生意好。”也許，梅先生的商店還是蠻“發財”的吧？不過，說老實話，在我們在他的商店裡逗留的將近一小時中，雖然時有顧客前來觀望，卻沒有見哪一筆生意成交。話又說回來了，豈止這個中國商店呢，這裡的各個商店、商場不都是這樣嗎？商品堆積如山，但很少看見顧客購買。
康邁是個高個子，留著長髮，頭髮式樣有點像果戈理。他兩次與我們一起吃飯，坐在我們的旁邊。他對中國的現當代文學非常感興趣，並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見解。例如，他說，魯迅是中國最受推崇的作家，但是從文體方面，魯迅對晚於他的作家的影響似乎不如巴金大，也就是說，師承魯迅文體的作家沒有師承巴金的多。“魯迅的文體可不好學啊。”我說。他又說，他覺得隨著時間的逝去，“傷痕文學”的某些作者逐漸暴露了自己在藝術上的缺陷。他還認為，中國目前電影和戲劇上的成就，似乎不如小說大。他對中國小說描寫的愛情都那麼“聖潔”，不帶煙火味，感到不能理解。他特別覺得令人困惑的是《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廠長竟然稱新婚妻子童貞為“總工程師同志”。我解釋說，這個稱呼是帶有玩笑性質的，是帶有幽默感的，絕不是說中國的夫妻互相以職務加同志相稱。他將信將疑。他大概覺得中國人太呆板，我卻覺得他未免太缺乏幽默感。他還表示了對《夜的眼》和《春之聲》中手法的興趣，並問這種手法能否被編輯部所接受。我說：“他們已經接受了嘛，效果比我預計的還要好一些呢！”
七
德國人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有人告訴我，德國人是最講效率的，時間可以精確到分，他們是最嚴格、最能幹的。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實際接觸一下，並不像所傳的那樣的“神”。定好了時間，遲到幾分鐘，我們是屢屢碰到過的。從明興上火車，是我們頭一次在德國乘火車，而且明興是發車站。誰想到發車時就誤點十五分鐘，登車站臺從這個改到那個，又從那個改到另一個，搞得乘客們疲於奔命，為我們搬執行李的工人更是汗流浹背。馬加同志問道：“德國的火車也誤點嗎？”他得到的回答是兩個字：“當然。”至於城市交通，屢遇紅燈、車行受阻，這也是常有的事。高速公路，立體交叉，無疑比我們強得多，但這些裝置多是在城市外圍，到了市中心，交通照樣是個問題。這些現象也頗發人深思，令人頭腦“涼快”一些，牢騷也可減少一些——並不僅僅是我們中國有火車誤點問題、城市交通問題。這樣說，當不致被認為是提倡向人家的缺點看齊，不求上進的自欺自慰吧！
他們的時間觀念要比我們強得多。“時間就是金錢”，這個口號未必散發著的全是銅臭。在城市街道上，我們看到的人都匆匆忙忙，沒有一個踱方步、慢悠悠的。有些老太太，也是挺著胸，急急地邁著大步，姿勢頗像競走運動員。在西柏林，陪同我們的是一位個子矮矮的、戴著大眼鏡的蔡斯先生。他總是胸有成竹，考慮周到，辦事幹脆，說話和走路都迅速異常。在那個狂歡的週末，他一再放慢和停下自己的腳步，雖然他明確地說自己是在散步，在逛大街，在東張西望，體驗一下柏林市民的生活。但他一抬起腳，便情不自禁地表現了競走速度，一下子就把客人們扔在了後面。柯巖同志稱他為“快先生”，並當面把這個稱號奉送給了他，他一笑接受。一路上“快先生”“慢先生”成了中德朋友們的一個話題。當談到國內某些吃大鍋飯的做法時，馬加同志說：“那種辦法對於‘慢先生’比較合適。”真是一針見血，令人失笑，也令人著急。
有人說德國人是嚴肅、深沉甚至有點刻板的。他們是一個理論的民族，喜歡創造各種各樣抽象的體系，習慣於概念和推理的遊戲，善於刨根問底及鑽牛角尖，他們甚至是常常板著面孔和缺乏幽默感。這也很難下斷語。也許他們之間的說笑不像我們那樣多？在乘坐飛機的時候，幾乎看不見乘客之間閒聊天，大部分人利用途中的空閒時間閱報，有的在空中也不停止工作。從漢堡到明興，坐在我身邊的一位德國乘客一直皺著眉頭，拿著一張寫滿了數字的表格，用一個袖珍電子計算器在那裡計算，寫寫畫畫。這也是抓緊時間的一種表現吧？我們用在“擺龍門陣”上的生命實在是太多了，抑或這也是一種“涼快”的表現？
在海德堡一座古代宮殿旁邊的餐館裡，我們吃飯時忽然聽到了隔壁房間傳來的高聲談笑，這使我們非常吃驚。因為在德國，不管飯館、咖啡館裡有多少人，所有的座位都被佔滿，即使連櫃檯前也站著一批整瓶子喝酒的顧客，你也是聽不到多少喧譁的，大家都斯斯文文，輕聲慢語，表現歡愉的多是微笑，很少聽見“哈哈哈”的開懷大笑。這首先是一種文明習慣吧，確實令人佩服。但為什麼在海德堡的飯館裡，說笑聲是這樣的毫無顧忌，近乎放肆了呢？
果然，一問便知，那是一批美國遊客，他們的性格與德國人是不同的。
在漢堡我們碰到了一位正在寫博士論文的小夥子，中文名字叫施特凡。他曾在北京大學留學。現在每月從當局領取八百馬克的獎學金，正在以對秦始皇的評價為題寫一篇學術論文。他就非常活潑、健談。他說：“現在漢堡汙染得很厲害，檢察機關對一家化工廠提出了控告，但是這家化工廠有勢力，又能走點小後門兒，威脅說如果這家工廠的生產活動受到損害，就會造成多少多少人失業，所以法院也奈何不了他們。”當他談到他在中國的經驗時，他說：“德國的官僚主義是有名的，也是很厲害的。德國的官僚主義再加上中國的官僚主義，那我們就寸步難行了。”他還說了許多有趣的話，神態和聲調都像個“北京油子”（這是從這個詞的最好的意義上說的）。
陪同我們的蘇珊娜小姐成天和我們一起說笑，她笑得非常質樸。有時候在為我們翻譯一句話以前，她先興奮地一笑，由衷地說一聲：“就是！”表示對我們觀點的擁護，然後再譯過去。一路上，她把我們說的每一句成語或者俏皮話都記在本子上，認真學習。另一位由國際接待中心臨時聘請的克利斯朵夫就不然了。他高身材，大鬍鬚，長著一雙碧藍碧藍的大眼睛，當他表示驚奇或者有點不耐煩的時候，眼睛就變得愈發藍起來。他是不笑的，我很少見他笑。無怪乎當我們贈送給他一張韓美林畫的動物畫——貓頭鷹的時候，他端詳良久，認真地說：“畫得好。每個動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而這個貓頭鷹的性格呢，就像我自己。”這倒是夠幽默的了。
也許，這次旅行當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活潑和幽默者是一個孩子，他是明興一個小學的學生。女教師為了歡迎我們，指揮學生為我們演奏了莫扎特的樂曲。教室很清潔，也很寬敞，一班只有十五六個學生，這樣教師的工作就會細緻得多。不論小學、中學，還是大學，都是半日制，上午上課，下午時間由自己支配。我提到的這個男孩子，胖胖的，圓臉，深深的笑靨，每一個目光和臉部肌肉的運動都透露著聰明和頑皮。他大概是沒能掌握複雜的樂器或者因為什麼事而受到懲罰，在器樂合奏中，他很寂寞，無所事事，他的任務只是敲那麼一下銅鈴。總共敲兩三下，卻要規規矩矩地站在隊伍裡十分鐘。他抓耳撓腮，心神不定，如芒刺在背。我真同情他，我相信他有著太多潛在的聰明和精力還沒有發揮出來。
有人對我說西德是最富的，德國人過著非常富裕的生活，他們的人口平均收入僅次於瑞士而在歐洲居第二位。這當然是事實。人富了就會過得講究，首先是房子，德國人的住房條件當然是我們無法比擬的。魏克德先生的客廳寬敞舒適，玻璃牆外面是一個山坡，山坡上栽著人工培育的細草。坐在室內，觀看著陽光、綠草、藍天、白雲……就像坐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海德堡邂逅的那位經濟學博士，他的住房有四百多平方米。至於一些作家、學者、名流，更有好幾處房子，分別在不同的城市、鄉村乃至國度，然後隨著季節的變化和自己的興趣，不斷更換自己的住宅。同時，在德國也有為低收入者準備的比較小的、公寓式的房子，也有的學者住在自蓋的閣樓裡。房租支出往往佔一個人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其昂貴也是令我們咋舌的。
這種所謂“高消費”的社會物價，往往使我們覺得難以理解。一場歌劇五十三馬克（約合人民幣四十五元），一杯冰激凌六馬克（約合人民幣五元），買一份報紙也要一個半馬克。然而，這種高價換取的是更講究的商品和服務，這也是事實。例如在德國的城市，我看了幾處菜店，從外觀上來說，這菜店更像我們的王府井大街工藝美術服務部。這絕不是誇張。看看那鮮豔的色彩和光澤吧，再看看那規整的形狀、清潔的環境和精緻的包裝吧，這哪裡像我們的帶著泥、帶著土、帶著爛葉子、爛幫子的菜店呢！西紅柿和土豆，都是經過挑選的，大小一樣，顏色相同，裝在塑膠袋裡，放在冰箱裡的，這樣的蔬菜又怎麼能不昂貴呢？
然而西德並不是天堂。“高消費”並不能使人滿足，更何況遠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高消費。在許多人追求物質享受的時候，卻有一些青年人由於不滿意這種物質豐富、內心空虛的社會風氣而傾心於宗教，希圖到宗教中尋找生活的意義和安慰。星期天在明興的街頭，我看到那麼多當神甫、修士、修女的青年男女，不禁驚訝，我問：“他們是因為受到什麼刺激才看破紅塵的嗎？”回答是：“不見得。他們只是在世俗生活中找不到生存的價值和意義才獻身宗教的。”但不論怎麼樣，當一位身穿黑色道袍、把自己捂得嚴嚴的年輕美麗的修女在人群中走過，在花枝招展、紛紛顯示自己身材、線條和“性感”的人群當中走過時，她令我覺得相當壓抑，甚至不寒而慄。
在海德堡，我們還看到了幾位衣衫襤褸的青年人，喇叭褲與緊身衫樣子還是蠻俏的，但每個人的服裝上都補著幾十個補丁，補丁疊補丁，有的補丁已經破爛不堪，布紋、布絲以及毛茸茸的纖維末梢和撕開的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這恐怕不是因為貧困，而是一種對於社會追求物質享受風氣的抗議吧？
當然還有各種問題，就業問題、吸毒問題、環境保護問題、兩代人之間的鴻溝——英語叫作代溝問題，隔膜與“涼快”的問題。人畢竟是人，是萬物之靈，僅僅物質方面的滿足並不能使人幸福。從宮廷出走的釋迦牟尼，難道是由於物質上的匱乏嗎？物質上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例如，德國是一個汽車工業非常發達的國家，到處可以看到包括在我國、在全世界都能常常看到的“賓士”汽車的三葉形商標。然而，也正是在德國，我卻看到了遠遠多於中國的那種微型的、廉價的、所謂“甲殼蟲”式的汽車。坐在這種簡陋的汽車裡的人，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幸福呢？另一方面，最新式、最時髦、最講究的汽車，又能在人們的幸福中佔多大的比重呢？
當然，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懷著“酸葡萄”的心理來藐視這一切，來自吹自擂也是不行的。我們的生產、生活水準是太低了，差距是太大了，我們必須透過自己的勞動儘快創造一種更富裕也更文明的生活。否則，真的要被“開除球籍”了！
還有人對我說：德國人的生活是腐化的，糜爛的。在漢堡的妓院裡，女人的肉體像商品一樣展出和出售。有的電影的黃色鏡頭令人無法看下去，婚姻和家庭極不鞏固，影響了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們這次並沒有看到這些。當然我們既沒有興趣看這些，我們的主人也沒有興趣要我們看這些。各個旅館裡都有電視機，在電視節目中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可以稱為“黃色”的鏡頭。他們的新聞節目、專題訪問和談話講演等比較嚴肅的節目所佔時間之長，似乎比我們的電視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一些德國青年朋友向我們表示了他們對於“古典式”的愛情、東方式的道德的嚮往和對社會風氣的不滿。當然，也有的德國朋友（特別是作家），對於中國人對男女問題的迴避、禁忌、視為不潔等表示驚奇和難以理解。
總之，德國人也和別的國家的人一樣，是各式各樣的人，嚴肅的和輕浮的、縱慾的和苦行的、左的和右的、神氣活現的和謙遜質樸的、自滿自足的和憤世嫉俗的……人們的痛苦產生在這相互矛盾的傾向裡，人們的追求和希望也產生在這相互矛盾的傾向裡。社會的分裂產生在這相互矛盾的傾向裡，社會的平衡也恰恰依賴於這相互矛盾的傾向。德國社會向哪裡去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八
德國朋友有時候也對中國的事情發表一些看法和建議，這也很有趣。這種建議大致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建議中國千萬不要向西方學習，不要受西方的影響，不要蓋高樓，不要坐小汽車，不要拆除北京的城牆，不要改革京劇和地方戲曲，不要發展國畫乃至戶縣農民畫以外的畫法……這許多建議是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出自對西方文化的鄙視和否定，有的出自對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尊重。這些建議有它鼓舞中國人的方面，我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民族個性。
但有時候我也懷疑，外國朋友是否出於一種獵奇的興趣，出於一種對於東方文明的烏托邦主義，而忽視了中國的發展要求，卻希望中國永遠不變地保持太古之民的風貌呢？反正我們生活的古代化並不影響他的生活的現代化。
還有一些西方朋友，則似乎是從西方的觀點要求中國。例如有的作家朋友認為身為作家而不描寫“性”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當我們聽到這種論斷的時候，也覺得頗為不可思議。還有的作家朋友說：“我只寫我自己願意寫的，社會效果如何與我有何相干呢？讀者算什麼？我為什麼要管讀者不讀者呢？”這種高論，也只能使我們一笑。
反求諸己，當我們觀察西方生活並加以敘述和描繪的時候，會不會有同樣的情形呢？
九
在歐洲，在佈滿了花壇、草坪、噴水池和各式各樣的雕像、各式各樣的古典的哥特式尖頂建築和現代化的摩天大廈的歐洲城市，在各種各樣的黃頭髮、栗色頭髮、紅頭髮、灰白頭髮的人們中間，你突然在未曾預料的情況下遇到了自己的同胞，遇到了黑頭髮、黑眼睛的軒轅氏子孫，這不是非常令人高興的嗎？我這裡說的首先是臺灣同胞。第一次見到他們是在波恩大學漢學系，這些來自臺灣的留學生本不是漢學系的，但是出自對祖國的作家、祖國的親人的感情，他們主動來見我們，主動向我們自我介紹說：“我們是臺灣來的。”只一句話就引起了我們的歡呼，我們熱烈地握手，我們交換了親切的目光。分別了幾十年，終於，我們有機會見面了。然而，這是在德國、在波恩啊，什麼時候，我們將在北京或者上海、基隆或者臺北見面呢？
我覺得特別難忘的是在貝多芬故居參觀的時候，兩名留著長髮的臺灣留美學生（她們來德國旅遊）主動地用英語問我：“你們是中國人嗎？”我回答說：“我們來自北京。”然後，她們表示希望和我們一起參觀和聽取解說。最後，我們又共同在故居的留名冊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們的活潑、開朗、友善的笑容，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裡。
在漢堡大學的漢學系圖書館裡，我們會見了圖書館工作人員、來自臺灣的許桂芬女士。馮牧同志對她說：“現在，來自臺灣的和大陸的同胞，能夠比較輕鬆、比較自然地見面和交談了！”許桂芬女士高興地說：“早該如此！”後來，她也參加了我們與學生們的會見。
當然，歷史的負擔、隔閡和臺灣當局反共宣傳的影響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在波恩的德國之聲電臺，我們見到了幾位來自臺灣的華語廣播員。其中有一位自稱京劇迷的小夥子，就提了一些“大陸的雜誌都是官辦的吧？”“報紙上的稿子有群眾寫的嗎？”“《人民日報》有沒有副刊？《人民日報》篇幅為什麼那麼小，只出四開的？”之類的問題。我們告訴他，辦刊物的作家團體是群眾團體，告訴他許多重要報刊採用的群眾來稿佔到版面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人民日報》天天都有副刊，而且不是四開而是每天對開兩張，星期天對開一張。他沒有再說什麼了，但好像還是不大信服。“到北京去玩玩吧！”我們說。我相信，大陸和臺灣人民互相接近、互相瞭解，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
其次，在德國看到的中國人最多的就是開餐館的了。每個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中國餐館開設在繁榮的商業區。當你看到“大上海飯店”“亞細亞酒家”“遠東餐廳”之類的中文招牌時，當然會產生一種親切的感情。特別是漢堡的“亞細亞酒家”，烹調精美，其對祖國來客之熱情，實在是已經達到了“友誼第一，不惜不賺錢”的地步。在這些地方用飯，德國朋友對中國的烹調技術也是頗多溢美之詞。像什麼“德國人會住，法國人會穿，美國人會玩，中國人會吃”之類的說法，儼然中國的發達程度與消費水平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了，真叫人哭笑不得！正像我們在中國也常見到來自德國的賓士牌汽車和拜耳藥片、日本的豐田汽車與精工手錶行銷全球一樣，我們在德國的城市也能到處看到中國的菜餚，中國的烹調技術理應享受到這種“五大洲暢通無阻”的世界性聲譽，對此，我們當之無愧。然而，偉大與歷史悠久的祖國啊，難道你除了宮保雞丁和糖醋魚片以外，就拿不出更先進、更像樣的技術成就嗎？你當年拿出指南針、火藥、印刷術時候的進取精神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在一箇中國餐館裡遇到了一位來自上海的女青年。她因為在德國有親戚，經政府批准離開了祖國，德國政府准許她長期在德居住，然而條件是不能給她解決就業問題。她在德國無所事事，西方的生活不是她所能習慣的，西方人（包括德籍華人）的圈子不是她所能輕易打入的，丈夫又生了病（與她共同來德國的）。她見了我們，肝腸寸斷地哀哀哭泣，使她的上海同鄉、我們的翻譯王浣倩同志也陪著哭紅了眼睛。她想祖國，想上海，想姆媽，想同學和友人。離開了祖國，就像離了根，丟了魂，她哭訴說，她寧願回祖國繼續到農村去“插隊”。她的訴說怎樣地贏得了我們的同情，激起了我們愛祖國、念祖國的深情。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家鄉水。多災多難的、艱難前進的祖國啊，你的兒女對你充滿了痴情！即使他們當中有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一時離開了你，身體離開了，心離不開、魂離不開啊！多少兒女在為你而流淚，多少兒女在為你而心焦，多少兒女一想到你還不像你應該有的那樣的強大和富饒，他們是死不瞑目的呀！
十
生活的輪子愈轉愈快，生活的河流愈流愈急。訪德歸來，已經差不多兩個月了，十幾天訪問的記憶，已經差不多淹沒到沒完沒了的會議、寫作、校對清樣、東奔西跑裡了。
真是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但是，總會留下來一些永遠忘不了的親切的懷戀吧？
七月底，我去了遼寧省的幾個城市。當我和從維熙、劉心武、諶容坐在一輛麵包車上從瀋陽駛向鞍山的時候，當青紗帳、小山坡、草地和河流不斷從窗外馳過的時候，我又想起了對西德的訪問了。在西德，我們不也是這樣地奔跑在大地上嗎？不論德國還是中國，歐洲還是亞洲，法蘭克福、科隆、柏林還是北京、大連、烏魯木齊，不都在同一個地球上嗎？天空、地面、海洋、航線、公路、鐵路和水路把我們緊緊地連線在一起。閉關鎖國的時代畢竟是過去了。德國人和中國人，柏林人和北京人是生活在同一個大地上的。讓我們在大地上漫遊，在大地上尋求，更多地去尋找友誼和知識吧！讓我們不帶偏見地去讚美西德的環境保護，讚美他們的工廠和汽車的消煙裝置，讚美他們的覆蓋面積佔全國土地百分之三十七的茂密森林吧！當飛機飛回到我們祖國上空的時候，缺少森林的地面是顯得多麼光禿啊！讓我們不帶偏見地讚美德國人的幹勁兒和技術的飛速發展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他們是一個被摧毀了的國家，是一個被“元首”搞得家破人亡、處於亡國滅種邊緣的國家，是一個遍地廢墟的國家，是一個被佔領而且至今柏林仍然處於被佔領狀態的國家，是一個被腰斬的國家，是一個喪失了榮譽、信仰、自豪和自己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力的國家。三十五年過去了，德國人重建了他們的家園，取得了令全世界驚羨的成績！難道我們今天比戰後的德國更困難嗎？難道我們的廣闊的領土、勤勞刻苦的人民、在坎坷的道路上鍛鍊成熟的中國共產黨、豐富的資源、三十年的底子和豐富經驗還不如一九四五年的德國嗎？只要別亂鬥了，別再把精力用在整人上，別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鹿“打”成馬，再費上三牛一虎之力去論證馬不是鹿就行了。
讓我們不帶偏見地去觀察西方社會的弊病和難題吧。我們稱讚他們的一切應該稱讚的東西，卻絕不稱讚那些不應該稱讚的東西。許多德國朋友自己也是抱著批判的嚴厲態度，我們又何必盲目崇拜一切呢？
我們生活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技術水平與他們全然不同的國家。然而，我們又是生活在共同的大地上。同樣生長著綠樹和紅花，同樣行走著汽車和火車，同樣有挽著手熱戀中的少男和少女，人民同樣有著爭取幸福和解放的願望和有著用自己雙手建設自己的生活本事。在大地上行走，在大地上漫遊，定居下來開墾土地和建造房屋，我們的國家也是能建設好的，而且應該更好，更好！我們有多少本來應該使我們感到自豪的本錢，卻沒有用這本錢取得應有的成就啊！
中國在前進，世界在前進。前進的中國影響著前進的世界。在《法蘭克福日報》上，幾乎可以天天看見有關中國的訊息。前進著的世界也不可能不影響中國。在中國的電視節目和報刊上，也愈來愈多地出現了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訊息。
六月十六日，我們來到了號稱國際航空港的法蘭克福機場。我們交驗了護照，辦好了登機手續，與不辭辛勞地陪同我們的蘇珊娜小姐與克利斯朵夫先生告別。當我們轉過身來的時候，雖然還沒有離開機場，然而我感到我已經走在通向北京、通向東直門和東四的道路上了，正像六月四日在北京機場的海關交驗我們的護照以後，當莊重精悍的海關警察在我們的護照上蓋上了出境印章，當我們走到自動升降和調節距離的首都機場的登機艙裡的時候，我覺得我正在走向德國。
中國作家在德國所走的路，正是在中國所走的路的繼續，而如今在哈（爾濱）—大（連）公路上奔跑的麵包車，不也正繼續著柏林的麵包車的路程嗎？對德國的訪問是結束了，然而，在大地上的漫遊，在大地上的尋找、勞作和思考卻是不會結束的，我們的人生旅途是不會結束的。讓我們繼續趕路吧，讓我們得到更多的友誼，更多的知識，更多的信心和更多的進步吧！
198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