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喬伊斯正式成為莎士比亞書店大家庭的成員，而且，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一位。人們經常可以在書店裡看到他，很明顯，他非常喜歡和我的同胞們交往。他向我吐露說，他喜歡美國人，也喜歡我們的語言，在他的書中，他就使用了許多美國土話。
在書店裡，他也遇到了許多年輕的作家，並與他們成為朋友。例如，羅伯特·麥卡蒙、威廉·伯德（William Bird）[7]、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8]、司各特·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9]，還有作曲家喬治·安太爾。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喬伊斯簡直是上帝，但與他交往時，年輕人更把他當成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位需要崇拜的神靈。
至於喬伊斯，他將所有的人都看成是與他平等的，不管他們是作家、孩子、服務生、公主還是女僕。不管誰說話，他都很感興趣，他告訴我說他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讓人覺得無聊的人。有時候我注意到他在我的書店等我時，會專心傾聽我的門房告訴他的長長的故事。如果他坐計程車過來，在司機說完他要說的話之前，喬伊斯絕對不會開啟車門出來。喬伊斯本人也讓所有的人著迷，沒有人能頂得住他的魅力。
我總是愛看著喬伊斯順著小街走來，手上轉動著那根梣木手杖，帽子朝後戴在頭頂上。“多愁善感的耶穌”，阿德里安娜和我常常這樣稱呼他，這個叫法其實是我從喬伊斯自己那兒學來的。還有一個名字是“歪歪的耶穌”（他說“歪歪”這個詞時把音拖得很長）。
他還能把臉皺成一團，這也常逗我發笑，因為他皺臉時，就變得像猿猴一樣。至於他的坐姿，我就只能用“散了架了”來形容了。
喬伊斯喜歡感嘆（他的女兒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他是“感嘆號”），但是他用詞卻永遠都很溫和適度，他從來不說髒話，或使用任何粗俗的詞語。他最喜歡用的感嘆詞是義大利語的“對了！”，他也常常嘆氣。
他表達自己的方式很不張揚，他從來不用太極端的詞語，如果發生了最糟糕的事情，他也最多用一個“煩”字來表達，他不會用“很煩”，只是“煩”。我想他非常不喜歡“很”這個字，“為什麼要說‘很漂亮’？”我有一次聽到他抱怨說，“‘漂亮’就夠了。”
他總是禮貌有加，而且特別會為別人著想。我那些不講規矩的同胞們來來往往，很少和別人打招呼，彷彿我的書店是一個火車站；如果他們要和別人打招呼，那也是隨隨便便地“嘿，老海”，或是“嘿，鮑勃”。在這個非常隨意的環境裡，唯獨喬伊斯一人最正式，幾乎到了過分的地步。在法國文學界，人們早已習慣了以姓氏來稱呼一個作家，雖然在文學作品中有泰斯特先生和查勒先生這樣的人物，但卻不會有人稱呼他們的作者為“瓦萊裡先生”或“普魯斯特先生”。只有在你師從於他們時，你才會稱他們為老師。瓦萊裡總是叫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叫我“西爾維亞”，我們所有的法國朋友也都這樣稱呼我們。我知道這種習俗簡直讓喬伊斯震驚，他以身作則，試圖以“莫尼耶小姐”、“畢奇小姐”的稱呼來樹立起一個好榜樣，但是一點用都沒有，唯一的效果是讓所有的人都只敢叫他“喬伊斯先生。”
“喬伊斯先生” 如果在女士們面前提及某些事時，他就會變得有些古怪。在阿德里安娜的書店裡，萊昂——保爾·法爾格經常面對一些男女混雜的聽眾講故事，他的那些故事會讓喬伊斯臉紅。但是法國並不是一個男人們聚在一起偷偷尋樂的國度，男女關係很放鬆，所以女士聽眾們一點都不覺得窘迫。我敢肯定喬伊斯很為他好心的女編輯擔心，因為她被暴露在這樣的言語之下，但我已經早就習慣了法爾格的這些說笑了。
然而，喬伊斯卻絲毫不反對把《尤利西斯》交付給女士們來處理，或者由女士們來出版發行。
喬伊斯每天都到書店裡來，但如果我想見他的家人的話，我就要到他家裡去。我很喜歡他的家人：兒子喬治整天板著臉，試圖掩飾他的感情；女兒露西亞則充滿幽默感。兩個孩子成長的環境是如此奇怪，他們都不太快樂。還有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諾拉[10]，整天責罵她的孩子們和她的丈夫，說他們偷懶無能。喬伊斯喜歡被諾拉叫成是窩囊廢，因為他在別處一直受人尊敬，所以這種謾罵反而是一種調劑。她有時也對他推推搡搡動手動腳，這也同樣讓喬伊斯喜歡。
諾拉是個不願和書發生任何關係的女人，這也讓她的丈夫覺得有趣。她指著《尤利西斯》向我宣佈說，“那本書”，她連一頁都沒閱讀過，她連翻都懶得翻開。我能理解諾拉根本就沒有必要去閱讀《尤利西斯》，難道她不正是這本書的靈感來源麼？
諾拉總是在抱怨“我的丈夫”，說他總是在塗寫著什麼……早上還是半睡半醒時就去拿他身邊地上擱著的筆和紙……從來沒有時間概念！有時她剛剛在桌子上擺好中飯，他就要出門，這樣讓她如何僱一個用人？“你看看他現在這個樣子，像個螞蟥一樣粘在床上，又在塗塗寫寫！”還有她的孩子們，她說他們一點家務都不幫她做，“一家全是窩囊廢！”而這一家子窩囊廢，包括喬伊斯，對她的謾罵都只會鬨堂大笑。沒人真把諾拉的訓斥當一回事。
她曾經告訴我她後悔自己沒有嫁給一個農夫或銀行家，甚至是一個撿破爛的，她嫁給了一個作家。提到“作家”這種可鄙的人物時，她的嘴唇噘起來。但是，對於喬伊斯來說，被她選中，這是一件多麼好的事。如果沒有諾拉，他的生活會怎麼樣？如果沒有諾拉，他的作品又會怎麼樣？他和諾拉的婚姻是他這一生中最幸運的一件事。在我所知道的作家的婚姻中，他們的婚姻可以說是最幸福的。
喬伊斯努力要成為一個顧家的好男人，一個好公民（舍伍德·安德森稱之為“布林喬伊斯” [11]），他的努力還真讓人感動。這種努力不符合《肖像》中的“藝術家”的身份，但是卻能幫助我們理解《尤利西斯》，我們能注意到史蒂芬漸漸隱退，身影越來越暗，而布盧姆則逐漸出現，越來越清晰，最後成了整個舞臺的主角。我能感覺到喬伊斯之所以很快對史蒂芬失去興趣，因為布盧姆正是在他們中間插了一腳的第三者。畢竟，在喬伊斯身上，有很多布盧姆的影子。
喬伊斯害怕生活中的許多東西，這是事實，但我覺得，因為他在文學創作上無所畏懼，所以，他在生活中的諸多恐懼可能是為了提供一種平衡。萬能的上帝賜給他才華，所以他也很怕“交壞運”。耶穌會的教士們肯定非常成功地把對上帝的畏懼灌輸到他的頭腦裡了。在雷鳴電閃的暴風雨時，我看見過喬伊斯蜷縮在他的公寓的走廊裡，直到暴風雨停止。他還有恐高症，害怕大海，害怕被傳染，他還很迷信，他的全家都和他一樣迷信，如果在馬路上看見兩個修女，那是很不吉利的（因為有一次他遇見兩個修女時，他乘坐的計程車和另一輛車相撞）。至於數字和日期，有的是吉利的，有的是不吉利的。在房子裡面開啟一把傘，或者一個男人的帽子在床上，這些都是不祥的預兆。相反，黑貓則是吉祥的象徵。有一天，我到喬伊斯一家下榻的旅館去看他們，我看見諾拉正試圖把一隻黑貓趕進她丈夫躺著的房間裡，而他隔著半開的門焦慮地注視著她的努力。貓並不只是幸運的象徵，喬伊斯也很喜歡和貓相處，有一次，他女兒的一隻小貓從廚房的窗子上摔了下去，喬伊斯非常傷心，彷彿是他女兒從窗子上摔下去一樣。
而狗卻正相反，他總是覺得狗很兇猛。在他進入我的書店之前，我常常要趕快把我的那隻毫無惡意的小白狗弄到書店外面去。雖然在他的小說中，他的奧德修斯的英雄有一條名叫阿格斯的忠誠老狗，這條狗後來在主人回家時高興過度而死，但是，這樣來提醒喬伊斯根本就沒有用，他只會大笑著驚呼“對了！”
喬伊斯有很強的家長意識，他常後悔自己沒有十個孩子。對他的兩個孩子，他投入了許多愛，他從未因過度沉迷於自己的寫作而忽略對他們的鼓勵。喬治（他的母親稱他為喬喬）很讓他自豪，喬治嗓音非常甜美。喬伊斯一家都很會唱歌，喬伊斯常常會後悔他選擇成為一位作家，而不是一位歌手。他常說：“可能我會更成功。”而我總是回答：“可能吧，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你已經相當成功了。”
【註釋】
[1] 安德烈·史畢爾（1868——1966），法國詩人、作家、猶太復國主義活動家。
[2] 後來，在他們熟悉之後，喬伊斯告訴畢奇他只是在晚上八點鐘之前滴酒不沾。
[3] 朱利安·班達（1867——1956），法國哲學家、小說家。
[4] 約翰·奎恩（1870——1924），愛爾蘭裔美國律師、收藏家。
[5] 瑪格麗特·安德森（1886——1973），美國出版家、編輯。《小評論》是1914——1929年間的文學雜誌，它從1918年開始連載《尤利西斯》，1921年，美國聯邦郵局在沒收雜誌後又以淫穢罪起訴雜誌出版商，雖然在奎恩的辯護下，出版商只被處以罰款，但是連載還是被迫停止。
[6] 愛爾蘭劇作家辛恩（John Millington Synge）的劇作，1904年2月25日在都柏林首演。
[7] 威廉·伯德（1888——1963），美國記者，業餘愛好出版，創立三山出版社。
[8] 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1892——1982），美國詩人、作家，後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
[9] 司各特·菲茨傑拉德（1896——1940），美國作家。
[10] 諾拉（1884——1951），原名Nora Barnacle，1904年和喬伊斯相識，1931年兩人才正式結婚。他們的兒子出生於1905年，女兒出生於1907年。喬伊斯和諾拉是非常不一樣的人，興趣愛好都是天壤之別，所以，關係也很複雜。女兒露西亞1930年開始患有神經分裂症，1934年，成為卡爾·榮格的病人。女兒的病情讓夫妻兩人的關係更為緊張，諾拉一直要送女兒進精神病院，喬伊斯則不願意。後來，1936年，露西亞被送進診所後，也只有喬伊斯去看望她，諾拉一次都沒有去過。
[11] 是把“布林喬亞”和“喬伊斯”兩個詞拼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