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做編劇那將近十年的時間裡，我基本上放棄了舞臺。也不是絕對不登臺，那時候在全總文工團上班，為了工資加保險，也得去。給付強捧哏，在臺上能不說話就不說話，有一半時間是酒後演出。下了臺人家問我，“今天效果怎麼樣？”我一臉茫然，在臺上竟犯暈了，我哪兒知道效果怎麼樣呀。
有一次跟團裡去綿陽演出，中午到的，我就一個人出去喝酒。找家餐館喝美嘍，就大街小巷地閒逛。一瞧又有一家餐館感覺不錯，又進去點倆冷盤喝酒。就這樣兒，從下午一直逛到晚上，喝了五六頓酒，綿陽城區的大街小巷都轉了個遍，有的地方轉了兩遍。
怕被團領導聞出嘴裡的酒味兒，嚼了一包口香糖，噴了一身花露水，暈暈乎乎進了劇場。臨上場前我傻眼了，腦子裡一句詞兒都沒有了，一片空白。趕緊讓付強把我的詞叨咕一遍，強化記憶。然後上廁所用涼水衝了個頭，強打精神上臺，所幸沒出什麼差錯，效果自然不好。
現在回憶起那段經歷，真是死的心都有。臺下那麼多觀眾大老遠地來看節目，我對得起人家嗎？小時候費了那麼大勁兒才幹上相聲這行，我對得起自己嗎？所以我給自己定了條死規矩——絕不酒後登臺！
那時候的相聲演員得能唱能鬧，上臺充滿豪情，而這一切我都不具備。所以我覺著我說相聲是沒出路的，是自討苦吃。我分析了一下兒自己的情況，我要是寫作，當時應該算一流半的相聲作者，作品能上春晚。我要是說相聲那，頂多算三流的演員，北京臺春晚也上不了。識時務者為俊傑，所以我決定這輩子就以寫作為生了。
後來是什麼機緣使我重返舞臺呢？
相聲拍賣
在2009年左右，天津搞了一次相聲拍賣。跟拍賣古玩似的，把相聲段子拿出來，讓大夥舉牌兒。這個說二十萬，那個說二十五萬，最後有個段子被拍到了四十萬。這事兒都上央視新聞了，當時在社會上影響不小。
這事兒對我的影響更大，要是沒有這次相聲拍賣，我不可能想到說單口相聲，也不可能重新對舞臺產生了強大的興趣，也許一輩子就以賣字為生了。
當然了，也許那樣兒我就成為了中國一流的幽默作家，跟錢鍾書、老舍齊名，拿諾貝爾文學獎，然後上美國定居，天天吃牛排、喝咖啡、打高爾夫……
也許的事兒誰也說不準。
我是個愛湊熱鬧的作者，聽說有相聲拍賣這好事兒，那肯定得參加呀。寫了個段子交上去，人家組委會說了，你的段子必須有人演，才能上拍。趕緊找好友付強，請他幫著我演這個段子。付強為難了，我那時候寫段子跟現在的風格一樣，都是靠語言的幽默，看著不熱鬧，也沒有留給作者多大的表演空間，付強擔心演出來不火。
天津的觀眾很挑剔，臺下肯定還坐著不少同行，演不好砸了牌子怎麼辦？
付強不演，乾脆我來演，讓付強給我捧哏。付強還是不同意，我已經那麼多年不正經說相聲了，在那麼重要的場合能說得好嗎？我不靠說相聲吃飯，說不好就說不好了，他將來怎麼混呀？
眼看著拍賣的時間越來越近，到手的鴨子哪兒能讓它飛了呀？我決定破釜沉舟，把這個段子改成單口，自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我是作者，演砸了也沒什麼。
背好詞兒之後先得找個劇場演一下，看看觀眾的反響如何。沒想到瞎貓碰到了死耗子，演出之後效果異常火爆。臺下的觀眾還有後臺的演員，都樂得不行。相聲俱樂部的秘書長宋德全老師跟我說，“你以後就說單口相聲，肯定行。”
等到演出的時候，又出岔兒了。我當初送的本子是對口相聲，人家要求必須得兩個人說。沒辦法呀，又臨時請付強給我捧哏，在天津大劇院表演了一段兩個人說的單口相聲——付強沒什麼固定的詞兒，站在旁邊隨便插話，基本上就是我一個人表演。
那天的演出臺下有蘇文茂等老藝術家，還有各地來的相聲演員，以及曲校的學生，行家不少。我的那個段子效果又非常火爆，博得了大家的認可，作品也如願以償地賣了三萬塊。
這個作品的名稱很符合我的心理，叫《我愛便宜》。
回到北京之後，曾經演出過的小劇場都找到我，說總有觀眾打聽，“什麼時候還有方清平的單口相聲呀？給我留幾張票。”當初不願意說相聲，是因為遭遇了瓶頸，演出效果一般，又找不到解決辦法。現在又能把觀眾逗樂了，勾起了我的癮頭，我開始四處表演單口相聲。
看來人這輩子取得的成就，一半兒靠努力，一半兒靠機遇。小時候努力地學相聲，想說好相聲，結果越說越沒勁，改創作了。拼命地讀書，努力地創作，想寫出好作品，現在那，又靠單口相聲出名了。
所以說人別太執著結果，只管努力地去做就行了。這樣機會來了，自然會成功。機遇不到，再著急也沒用。
古人說得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