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離開了，能為她做的事，我已經做了。現在我自己也快要陷進去了，思考那些沒用的事情：比如說誰是詹納羅的親生父親，梅麗娜的眼光到底有多準，還有莉拉腦子裡那些秘密的波動，以及她所知道或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她猜測出來的事情，她寧可假裝相信的事情等等，那些事情讓我頭暈。趁著恩佐去上班時，我們討論了這次碰面。我說了一些大家都會說的話：“一個女人總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誰的。”我說，你一直覺得這個兒子是尼諾的，你把他生下來，就因為他是尼諾的，現在因為瘋婆子梅麗娜的一句話，你就覺得孩子是斯特凡諾的？她笑了起來，說：“我真是愚蠢，我怎麼能沒搞清楚呢！”她看起來很高興。對於我來說，這是無法理解的事兒，最後我不說話了。假如這種新的信念能幫助她痊癒，那太好了。假如這是她精神狀況不穩定的另一種表現，我能做什麼呢？夠了，我的書已經被推廣到了法國、西班牙和德國，它們會把它翻譯出來。我又在《團結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是和女性在坎帕尼亞大區工廠裡的工作處境有關的，編輯們都很滿意，出版社一直在催我寫新小說。總之，我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已經在莉拉身上傾注了很多精力，我不能總是圍繞著她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轉。在阿黛爾的鼓勵下，我在米蘭買了一套米色西裝，打算在婚禮上穿。那套衣服很適合我，上衣很貼身，下身是短裙。當我在試這件衣服時，心裡想的是莉拉，想到了她那件奢華的婚紗，還有裁縫展示在雷蒂費洛區櫥窗裡的那張照片，這種差別讓我覺得自己和她截然不同。她的婚禮和我的婚禮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之前我跟她說過，我不會在教堂裡結婚，我不會穿上傳統的婚紗，彼得羅只接受一些近親參加婚禮。
“為什麼？”她問我，但沒表現出太大的興趣。
“什麼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不在教堂裡結婚。”
“我們不是信徒。”
“那上帝的手指，聖靈呢？”她提到了我們小時候一起寫的那篇小文章。
“我長大了。”
“你至少要搞一個聚會，邀請一下朋友們。”
“彼得羅不願意。”
“你連我都不請？”
“你會來嗎？”
她搖了搖頭，笑著說：
“不會。”
事情就是這樣。但在五月初，在徹底離開那不勒斯之前，我決定做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去看看加利亞尼老師，這時候發生一些不愉快。我找到了她的電話，給她打了電話。我說我要結婚了，我會去佛羅倫薩生活，我想去看她一下。她沒有表現出任何驚喜，也沒有很高興，而是很客氣，她讓我第二天下午五點去找她。在掛上電話之前，她說：“帶上你的朋友莉娜，假如她願意來的話。”
當時，莉拉毫不猶豫就答應了，她把詹納羅交給恩佐看管。我化了妝，梳好頭髮，按照從阿黛爾那裡學來的品味穿衣服。我幫助莉拉，把她收拾得體面一點，因為要說服她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很難。她想帶一些點心，我說那不太合適，我買了一本我的書。儘管我確信加利亞尼老師已經讀過了，我這麼做，只是想給她寫贈言。
我們很準時地到了她家裡，摁了門鈴，裡面一片寂靜。我們又摁了摁門鈴，是娜迪雅給我開的門，她匆匆忙忙的，有些衣冠不整，不像平時那麼客氣，就好像我們不但攪亂了她的外表，而且攪亂了她的教養。我解釋說，我和她母親約好的。她不在，娜迪雅說，她讓我們坐在客廳裡等著，然後就消失了。
我和莉拉都沒有說話，在寂靜的客廳裡，我們只是有些尷尬地相互看著，笑了笑。可能過了五分鐘，終於聽到了走廊裡的腳步聲，帕斯卡萊出現了，他頭髮有些凌亂。莉拉沒有表現出一點點驚異，我非常驚奇地喊道：“你在這裡幹什麼？”他一本正經、毫不客氣地反問：“你們在這裡幹什麼？”這句話改變了當時我們的處境，好像這是他家一樣，我不得不給他解釋，我和我的老師約好了，我來找她。
“哈！”他說，然後有些厚顏無恥地問莉拉，“你病好了？”
“差不多了。”
“我很高興。”
我生氣了，我替她回答了。我說，莉拉也是現在才好一點兒了，無論如何，索卡沃被好好地教訓了一通，那些監察員去了，工廠不得不把該給莉拉的錢全部給了她。
“是嗎？”他說，這時候，娜迪雅出現了，她現在拾掇整齊了，好像要出門，“明白了嗎？娜迪雅，格雷科女士說，她好好地教訓了一下索卡沃。”
我大聲說：
“不是我。”
“不是她，那是上天教訓了索卡沃一頓。”娜迪雅微笑了一下，她穿過房間，儘管沙發上有空位子，她還是做了一個優美的動作，坐在了帕斯卡萊的膝蓋上。我覺得很不自在，我說：
“我只是想幫助莉娜。”
帕斯卡萊用一隻胳膊抱住了娜迪雅的腰部，對著我感嘆了一句：
“很好，這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在義大利的每個角落，在所有工廠，在所有的工地上，一旦有老闆亂來，工人有風險，我們就叫埃萊娜·格雷科來，她會給她的朋友們打電話，給勞動檢查員打電話，告訴天堂裡的聖人，這事兒就解決了。”
他從來都沒用過這種語氣和我說話，即使是我還是一個小姑娘，覺得他年齡很大，已經儼然一副政治專家的時候，他也沒有這樣對待過我。我覺得受到了冒犯，我正要回答他，但是娜迪雅插了一句話，就把我排擠在外。她用那種慢悠悠、很嗲的聲音，對莉拉說話，就好像和我沒什麼好說的一樣：
“那些勞動檢查員沒什麼用，莉娜。他們是去了索卡沃的工廠，他們做了記錄，但是後來呢？工廠裡一切都照舊。這時候，出面的人倒黴了，那些沉默的人會收到幾里拉的補償，警察攻擊了我們，那些法西斯分子來到樓下，他們打了阿爾曼多。”
她還沒有說完，帕斯卡萊用比剛才更強硬的語氣對我說，聲音更大了：
“你跟我們說說，你他媽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非常痛苦，帶著一種真實的失望，“你知道義大利現在的情況嗎？你對於階級鬥爭有概念嗎？”
“別大喊大叫的，拜託了。”娜迪雅對他說。然後她對著莉拉，幾乎是在絮語：
“你不應該丟下自己的同伴。”
莉拉回答說：
“無論如何，我們都會失敗。”
“也就是說？”
“在那裡面，靠發傳單，或者和法西斯打架是無法取勝了。”
“那怎麼取勝？”
莉拉不說話了，帕斯卡萊這時候對著她，一字一句地說：
“要靠動用老闆的好朋友嗎？不管其他人，得到一點錢就可以了嗎？”
我這時候忍不住說：
“帕斯卡萊，別這樣，”我在不由自主也抬高了嗓門，“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事情不是這樣的。”
儘管我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道要怎麼組織語言，但我想解釋，想讓他閉嘴，唯一一句在我嘴邊的話，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那就是：“你為什麼這樣對我，你現在可以把手放在這位有錢人家的大小姐身上，你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了？”但這時候，莉拉用一句出人預料的、不耐煩的話阻止了我，讓我非常迷惑。她說：
“別說了！萊農，他們說得對。”
我覺得很難過，他們說得對？我想反擊，我想對她發火，她到底想說什麼？但這時候，加利亞尼老師回來了，能聽到樓道里響起了她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