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烏利塞斯神父的日記已經十分熟悉，能夠整段地背誦。他隨意翻開一頁讀起來。
在販奴船靠近島嶼、準備“卸貨”之前，他們需要清點人數，打掃貨艙。港口近在咫尺，他們開始把奴隸一個接一個扔進海里，左舷和右舷同時作業。有些奴隸身體綿軟、無力反抗，其他的奴隸則虛弱地打著手勢。這些人要麼已經死了，要麼病得很重。第一類已經毫無價值，而第二類也必須處理掉，因為他們的病可能傳染給別人，影響其他人的價錢。奴隸被活生生拋下海之前竭力呼喊，海風把他們的慘叫聲送到我耳邊，隨即是落水的聲響。他們沉入安娜沙維斯灣(3)，消失在海底那片堆滿屍體的幽冥之境。
伯父家也是一個懸浮著早夭生命的幽冥之境。他閉上眼。孤獨彷彿一條狗，循著氣味湊上前來，繞著他轉了一圈又一圈。他揮手驅趕，它卻不依不饒。
短短几天內，他的生命無可挽回地枯萎了；幾星期之後，他與烏利塞斯神父的日記邂逅了。他在國立古代藝術博物館當副館長，那次發現源自工作中的一個偶然。里斯本的紅衣主教若澤·塞巴斯蒂昂·德阿爾梅達·尼圖向博物館捐贈了一批文物，裡面既有教會用品也有世俗物品，全是幾個世紀以來在葡萄牙帝國的疆域內蒐羅而來的。經過紅衣主教尼圖的許可，博物館委派托馬斯到塞爾帕平託街的主教檔案館展開研究，追溯這些精美文物的準確出處，查明每件物品——聖餐檯、聖盃、十字架苦像、聖詩集，或是一幅油畫、一本書——是如何輾轉來到里斯本教區的。
迎接他的不是平常井井有條的檔案館。里斯本大主教的檔案浩如煙海，歷任秘書顯然對整理檔案這等俗務並不熱衷。他走進一個被簡單命名為“雜項”的區域。在堆放紅衣主教若澤·弗朗西斯科·德門東薩·瓦爾德雷斯（一七八八年至一八〇八年任里斯本主教）檔案的一個開放書架上，他注意到這本褐色封皮的手縫羊皮卷。封皮雖已斑駁褪色，手寫的書名依然清晰可辨。
這是一個怎樣的生命，一件怎樣的禮物？他不禁好奇。會有怎樣的說明？烏利塞斯神父又是誰？他稍微用力展開書頁，書脊發出細骨頭碎裂的聲響。筆跡清晰地躍入眼簾，黑色筆觸在象牙白的紙面上異常鮮明，彷彿剛剛寫就。這些鵝毛筆書寫的斜體字來自另一個時代。書頁的邊緣隱隱泛黃，說明寫完之後就幾乎沒再開啟過。他懷疑瓦爾德雷斯主教也不曾讀過。封面和書內都找不到任何存檔記錄——無論是目錄編號、日期，還是批註——而且檔案館索引裡也沒提到這本書。直覺告訴他，沒人讀過這本書。
他仔細檢視第一頁，注意到一段文字的上方標註了時間、地點：一六三一年九月十七日，羅安達。他小心地一頁一頁翻下去。更多的日期出現了。有記錄的最後一年是一六三五年，但沒有具體月份或日期。看來是一本日記。他還發現多處有關地理位置的記載：“拜倫多的群山……蓬戈安東戈的群山……本格拉古道”——全是葡屬安哥拉的地名。一六三三年六月二日，一個新地名出現了：聖多美。這是位於幾內亞灣的一座殖民地小島，日記裡對它的描述是“非洲頭上掉落的一片頭皮屑；這塊大陸瘟疫肆虐，我們沿著它潮溼的海岸線往北航行數日方才到達”。他的目光落在幾頁之後的一句話上：Esta é a minha casa。“這就是家。”但這句話寫了不止一次。重複的詞語蔓延開來，同樣的短句鋪滿了整頁紙。密密麻麻的字母，每一行筆跡微微上下抖動：“這就是家。這就是家。這就是家。”然後這種重複戛然而止，文字迴歸到旅途的漫記。然而翻過幾頁，同樣的句子再次出現，寫滿了半頁紙：“這就是家。這就是家。這就是家。”再往後，它又一次出現，足足一又四分之一頁：“這就是家。這就是家。這就是家。”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如此狂躁地重複？終於，他在其中一頁上找到了可能的答案。重複的短句再次出現，延續了差不多兩頁，但與之前不同，結尾處多出半句話，暗示著日記的主人每寫一次都會在心裡補全整句話：“這就是家。這就是家。這就是家——上帝指引我至此，我將終老於此，直到祂擁我入懷。”烏利塞斯神父顯然患上了嚴重的思鄉病。
在某一頁上托馬斯發現了一幅奇特的素描，那是一張臉。臉上各處細節只是大致勾勒，唯有一雙充滿哀傷的眼睛下筆極為用心細緻。他對著那雙眼睛注視良久。他陷入了它們的哀傷。他剛夭折的孩子的模樣在腦海裡盤旋。那天離開檔案館時，他把日記塞進公文包，把它夾在幾份無關緊要的檔案之間。他毫不掩飾此舉的動機。這不是非正式的借閱，這就是偷竊。既然里斯本主教檔案館在過去兩百五十年裡對烏利塞斯神父的日記視而不見，現在更不會在乎它的去向。他想要從容研讀。
他一有時間就閱讀並抄寫這本日記。他的進度很慢。原文的筆跡時而輕快明晰，時而筆走龍蛇。他常常需要揣摩這一筆代表哪個音節，那一畫又代表哪個音節。最讓人驚訝的是，早期的筆跡透著鎮定自若，可是越到後期越是潦草。最後幾頁的筆跡幾乎無法辨認。有不少詞，即使他絞盡腦汁也沒能猜透。
在烏利塞斯神父身處安哥拉的那段時間裡，他的日記只是事務性的記述，很少涉及個人情感。他不過是羅安達主教座下卑微的隨從。當主教大人“安坐在大理石寶座上，享受蔭涼”的時候，他四處奔波，為一批又一批奴隸洗禮，忙得渾渾噩噩。但到了聖多美，一種令人絕望的力量抓住了他。他開始製作一件物品，也就是日記封面上提到的“禮物”。這項工作佔據了他全部的心思和精力。他提到自己在尋找“最完美的木材”和“適合的工具”，還回想起小時候在叔叔的作坊裡接受的訓練。他提到自己為這件禮物上了幾遍漆，以便長久儲存。“我的雙手閃閃發光，儼然是虔誠忘我的工匠。”在日記末尾，托馬斯讀到一段奇怪的文字，那是神父對那件作品的不凡氣質的讚美：
它閃耀，它尖叫，它怒吼，它咆哮。當聖殿的帷幕自上而下一分為二，真正的上帝之子一聲大喝，吐出他最後的氣息。終於大功告成。
烏利塞斯神父受過什麼訓練？他叔叔的作坊又是幹什麼的？他為什麼用手工上漆？什麼東西會閃耀、尖叫、怒吼、咆哮？托馬斯在烏利塞斯神父的日記裡找不出明確的答案，只得到幾點暗示。上帝之子何時一聲大喝，吐出他最後的氣息？在十字架上。那麼，這件作品是十字架苦像(4)嗎？托馬斯想。它顯然是某種雕刻品。但它的價值還不止於此。按照烏利塞斯神父的記述，它是一件最為與眾不同的作品。托馬斯靈魂中的那隻飛蛾撲扇了一下翅膀。他想起多拉臨死前的最後幾小時。自從她臥床不起，她就用雙手緊握著一尊十字架苦像。無論如何翻來覆去，如何痛不欲生、聲嘶力竭，她都不鬆手。那是一件廉價的黃銅製品，光澤暗淡，尺寸偏小，是那種勉強可以掛在牆上的樣式。她死時將它緊緊抱在胸口。狹小的房間空空蕩蕩，托馬斯靠床而坐，此外再無一人。當她刺耳的呼吸聲戛然而止，他明白最後的時刻來臨了（與此相反，兒子的離去是那麼安靜，彷彿一片花瓣悄然墜落），他感覺自己像一片薄冰翻入急流。
此後的幾小時裡，他不斷因為恐懼而逃離多拉的房間，然後又身不由己地折返。這樣反反覆覆，長夜終於到了盡頭，新的一天開始了。他苦苦等待，收屍人卻遲遲不到。“沒有了你，還讓我怎麼活？”有一刻他向她訴說。他的目光落到那尊十字架苦像上。在此之前，他與宗教的關係若即若離，表面上嚴守教規，內心卻無動於衷。此刻他意識到：在信仰面前，只存在極端的態度，要麼深信不疑，要麼嗤之以鼻。他盯著十字架苦像，在絕對的信仰與絕對的懷疑間徘徊。在最終做出選擇之前，他想留下這尊苦像作為紀念。但是多拉，或者說多拉的身體，仍不鬆手。他試著把它從她手裡抽出來，但她的雙手和雙臂牢牢扣住它，毫不退讓，哪怕他已經把她的身體從床上拽了起來。（相比之下，加斯帕爾的屍身是那麼輕柔，彷彿一隻大號的毛絨娃娃。）在惱怒的抽泣聲中，他放棄了。那一刻他下定決心——這種決心毋寧說是一種挑釁。他瞪著十字架苦像，咬緊牙關厲聲說：“你！你！我會收拾你的，你等著！”
收屍人終於到了，帶走了多拉和她那尊被詛咒的苦像。
假如托馬斯猜得沒錯，假如烏利塞斯神父的作品真如他潦草的文字所形容的那樣，它一定是一件非比尋常的文物，會讓世人為之驚歎。它足以把基督教攪得天翻地覆。它甚至可能有助於他的挑釁。但是，它被儲存下來了嗎？自從他在公寓裡讀完這本從主教檔案館偷來的日記，這個問題就開始困擾他。這件物品可能已經毀於大火或被劈成了碎片。然而，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每一件物品都是單獨製作、緩慢流轉的，人們對它們的珍愛與現代工業社會不能同日而語。甚至衣物也不會被丟棄。當年耶穌在羅馬士兵眼中不過是一個煽動暴亂的卑賤猶太人，但他僅能蔽體的衣物仍被他們瓜分。如果普通衣物尚能倖存，一件大型雕刻品必然也能被儲存下來，更別說它還兼具宗教的用途。
如何判斷它的去向？有兩種可能：它要麼留在了聖多美，要麼離開了聖多美。考慮到這座小島的貧窮和貿易港的性質，他猜想這件物品以某種方式離開了島。他希望它被帶回了葡萄牙——聖多美的宗主國，但它也可能流落到非洲海岸上眾多的貿易港和城市之中。無論哪種情況，它都是海運離島的。
親人死後，托馬斯花了數月時間尋找有關烏利塞斯神父的那件作品的證據。他到國立東波塔檔案館查閱烏利塞斯神父死後幾年間在非洲西海岸航行過的葡萄牙船隻的航海日誌。他假定某條葡萄牙船把那件雕刻品帶離了聖多美。如果是一艘外國船，那麼只有上帝知道它最終流落何方了。
他終於找到一本航海日誌，船長名叫魯道夫·佩雷拉·帕謝科，他的大帆船於一六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離開聖多美。船上裝載的眾多貨物中，有一件物品“再現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難的一幕，怪誕卻令人歎為觀止”。他的心跳加快了。對於這塊世人眼中低賤的殖民地，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關於宗教物品的記載。
日誌在每一件貨物的條目旁都標註了它下船的地點。大批貨物在奴隸海岸和黃金海岸上的若干停靠點被卸下船，要麼被賣掉，要麼被交換。他在帕謝科船長日誌中關於十字架苦像的記載旁看到一個詞：里斯本。它真的回到了祖國！他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全然不顧自己身處國立檔案館的研究室。
為了找出烏利塞斯神父的十字架苦像歸國後的下落，他把東波塔檔案館翻了個底朝天。最終他發現答案並不在這裡，而在主教檔案館，也就是他探索的起點。更為諷刺，也讓人惱火的是，答案就藏在瓦爾德雷斯主教書架上的兩封信裡，而它們就緊挨著那本日記。如果當初有一根線把信和日記綁在一起，他也不必白費那麼多力氣。
第一封信來自布拉幹薩主教安東尼奧·路易斯·卡布拉爾-卡馬拉，日期是一八〇四年四月九日。他在信中寫道，葡萄牙高山區某教區的教堂最近失火，聖壇被燒燬，他想知道好心的瓦爾德雷斯紅衣主教是否有禮物相贈。那是“一座精緻的古老教堂”，他說，但並沒有提及教堂的名字或位置。卡馬拉主教的信後面是瓦爾德雷斯紅衣主教的回信副本。他答覆說：“很榮幸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將送上一件象徵虔誠的禮物——一尊描繪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難場景的奇特雕像。它來自非洲殖民地，已由里斯本教區收藏數年。”既然這封信緊挨著那本來自非洲殖民地的日記，除了烏利塞斯神父的作品，信中提到的雕像還可能另有他指嗎？令人驚訝的是，那件作品就在瓦爾德雷斯紅衣主教面前，他竟沒能慧眼識珠。不過，主教並不知曉前因後果，才會與它失之交臂。
卡馬拉主教在任的那些年間，往來於布拉幹薩教區的信函中從未提到接收或送出過某件非洲物品。托馬斯感到困惑。同一件作品，在其誕生地被視作“怪誕卻令人歎為觀止的”，到了里斯本變為“奇特”，落到外省人手裡就變得默默無聞。或許，它的價值被刻意隱瞞了。托馬斯必須另闢蹊徑。這尊十字架苦像應該是被送到了某座失過火的教堂。檔案顯示，從一七九三年（卡馬拉被奉為布拉幹薩主教）到一八〇四年（他致信給瓦爾德雷斯紅衣主教），葡萄牙高山區有多個教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火災。所有使用蠟燭和火炬以及在節慶假日焚香的教堂都面臨失火的危險。卡馬拉說這尊苦像會被送到“一座精緻的古老教堂”。什麼樣的教堂能夠贏得主教的如此讚譽呢？托馬斯猜測那會是一座哥特式或羅馬式教堂。這意味著教堂在十五世紀或更早的年代建成。布拉幹薩的教區秘書並不是一位敏銳的教會歷史學家。在托馬斯的敦促引導下，他才勉強給出了五座教堂的名字——它們都失過火，也大致配得上卡馬拉主教的讚譽。這五座教堂彼此相距甚遠，分別位於聖儒里奧-德帕拉索斯、桑塔利亞、莫弗雷塔、瓜德拉米爾和埃斯皮尼奧塞拉。
托馬斯給每座教堂的神父分別寫了信。所有的回信都閃爍其詞。每一位神父都盛讚自己的教堂，誇耀它久遠的歷史和壯麗的外觀。那些溢美之辭讓人誤以為葡萄牙高山區遍佈著可與聖彼得大教堂(5)比肩的聖殿。但是一旦說到教堂裡的十字架苦像，神父們的話無一例外變得乏味。每個人都宣稱那是一件能夠喚醒信仰的作品，卻無人知曉它的來歷和年代。最終托馬斯決定親身探訪。想要弄清楚烏利塞斯神父的十字架苦像是否如他想象中那樣神奇，除了親眼一睹之外別無他法。高山區位於葡萄牙偏僻的東北角，與世隔絕，但對他來說不是問題。用不了多久，那件作品就會呈現在他眼前。
他被一個聲音嚇了一跳。
“您好，托馬斯先生。您是來拜訪我們的，對嗎？”
是年邁的看門人阿豐索。他已經開了門，低頭看著托馬斯。他開門怎麼這般悄無聲息？
“是的，阿豐索。”
“您身體不舒服嗎？”
“我很好。”
他略顯慌亂地起身，一面把書塞回口袋。看門人拉響門鈴。鈴聲一響，他的神經也瞬間繃緊。他必須進去，別無選擇。不僅是這個家——這個多拉和加斯帕爾死去的地方——每一個家都帶給他同樣的緊張感。愛是一座有許多房間的房子，一個房間供愛就餐，一個房間供愛娛樂，一個房間供愛沐浴，一個房間供愛更衣，一個房間供愛休息；每一個房間同時也可以用作歡笑的房間、聆聽的房間、傾訴秘密的房間、生悶氣的房間、道歉的房間，或者親密相處的房間，當然，也可以是迎接家庭新成員的房間。愛是這樣一座房子：每天清晨水管裡汩汩湧出嶄新的情感，下水道沖走昨日的爭吵；推開明亮的窗戶，清風撲面而來，滿是友善的味道。愛是這樣一座房子：它的根基不可撼動，它的屋頂堅不可摧。他曾經擁有一座這樣的房子，直到它被摧毀。現在他已經沒有家了，他在阿爾法馬的公寓空空蕩蕩，像個僧侶的房間。每次走進別人的家，他只會想起自己已經無家可歸。他明白自己最初為什麼會對烏利塞斯神父感興趣，只因為他們共同的對家的思念。托馬斯聯想到神父獲悉聖多美總督夫人死訊時寫下的文字。她是島上唯一的歐洲女性。除她以外的歐洲女人住得最近的也在拉各斯，兩地隔海相望，相距近八百公里。烏利塞斯神父其實從未與總督夫人謀面，只是遠遠見過她幾次。
一個白人男子的死亡，倘若發生在這座瘟疫肆虐的島上，遠比死在里斯本更讓人扼腕嘆息。當死去的是個女人，我的上帝啊！她的離去是讓人最難以承受的重負。恐怕從今往後，再無女性同胞的身影給我慰藉。美麗、高貴、優雅，都隨之而去。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
托馬斯和阿豐索穿過鋪著鵝卵石的院子。阿豐索恭敬地在他前面領路，他依舊習慣性地倒行，於是兩人背對著背，步調一致。到了大門口，阿豐索側身讓到一旁，鞠躬示意。門前只剩幾級臺階，托馬斯仍然倒著走。沒等來到門前，門已經開了，於是他倒著走進屋。他回過頭，看見達米昂正等著他。他是伯父多年的管家，看著托馬斯長大。他面帶微笑，張開雙臂。托馬斯轉過身。
“你好，達米昂。”
“托馬斯，我的孩子，見到你真高興。你還好嗎？”
“我很好，謝謝。加布裡埃拉伯母還好嗎？”
“好極了。她像太陽一樣照耀著我們。”
說到太陽，它正透過高大的窗戶照耀著門廳裡琳琅滿目的陳列品。伯父靠買賣非洲貨物發了大財，尤其是象牙和木材。一面牆上裝飾著兩支巨大的象牙。它們之間掛著一幅色彩豔麗、熠熠生輝的卡洛一世國王畫像。國王陛下曾駕臨伯父的府邸，當時他的眼前也是現在這番景象。其他幾面牆上裝飾著斑馬皮和獅皮，上方掛著各種野生動物的頭顱：獅子、斑馬，還有非洲旋角大羚羊、河馬、牛羚、長頸鹿。椅子和沙發也都以獸皮做飾面。壁龕和架子上陳列著非洲手工藝品：項鍊、原始的木質半身雕像、護身符、砍刀和長矛、五顏六色的紡織品、鼓，等等。此外，還有各式油畫：風景畫、葡萄牙領主和當地侍從的肖像畫，還有一幅大尺寸的非洲地圖，上面標明瞭葡萄牙殖民地。油畫為大廳提供了背景，也多少透露出主人家的心性。右手邊是精心佈置的深草叢，有獅子標本潛伏其間。
在博物館管理員的眼中，這個門廳簡直亂成了一鍋粥，或者說是文化的大雜燴，每件物品都從賦予它意義的環境中被強行拽了出來。但這個門廳曾點亮多拉的眼睛。她驚歎於殖民地的地大物博，這讓她為葡萄牙帝國備感自豪。她觸控每一件自己夠得到的物品，除了那頭獅子。
“伯母身體好，我就放心了。伯父在辦公室嗎？”托馬斯問。
“他正在院子裡等你。請跟我來。”
托馬斯背轉身子，跟著達米昂穿過門廳，沿一條鋪著地毯的走廊往裡走，兩側都是油畫與陳列櫃。他們轉彎步入另一條走廊。走在前面的達米昂開啟兩扇法式落地窗，側身讓到一旁。托馬斯出了門，走上一個半圓形平臺。他聽見伯父熱情洪亮的聲音：“托馬斯，看看這頭‘伊比利亞犀牛’！”
托馬斯轉頭，越過右肩向後看。他快步走下三級臺階，進入寬闊的庭院，到了伯父跟前才轉過身來。他們握了握手。
“馬蒂姆伯父，見到您真高興。您還好嗎？”
“怎麼可能不好呢？見到我唯一的侄子，我實在是太高興了。”
托馬斯本想再問候一下伯母，但伯父擺了擺手，叫他不必拘禮。“行了，行了。來，你覺得我的‘伊比利亞犀牛’怎麼樣？”他指著前方問，“它是我最驕傲的藏品。”
那頭巨獸站在院子中央，不遠處是它的管理員——瘦高個兒的薩比奧。托馬斯注視著它。光線柔和、朦朧，輕紗一般落在它的身上，為它倍添光彩，但在托馬斯眼裡，它只是一頭可笑的怪物。“它……太壯觀了。”他回答。
伊比利亞犀牛曾漫步於葡萄牙的鄉間。儘管它外形醜陋，他卻總為它的命運感傷。這種動物最後的堡壘不正是葡萄牙高山區嗎？這種動物以一種頗為奇特的方式存在於葡萄牙大眾的想象中。人類的進步註定了這個物種的消亡。在某種意義上，它是被現代文明碾過的。它被追捕、獵殺，直到滅絕、消失，彷彿一種可笑的陳舊觀念，直到消失的那一刻才激起人們的遺憾與懷戀。如今它成了憂傷的葡萄牙民謠“法多”中的固定角色，演繹著這個民族獨特的懷舊情緒——Saudade(6)。一想到這個消逝多年的物種，托馬斯就難以抑制心裡的Saudade。他的心情正如一句老話所說的：“犀牛般的甜蜜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