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敏心中想著米芾的怪異故事，繼續向前行進，只見大相國寺的佛殿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絛線之類什物，還有諸寺尼姑手工製作的工藝品。
僧人、和尚做廚師開飯店，尼姑動手做小飾品、衣帽出售，這種現象恐怕只有宋朝才有。
劉敏默默尋思著，便就有點小激動；還在後世時他就思考過北宋朝的國土面積28o萬平方公里是大漢25oo萬平方公里的九分之一，大唐15oo萬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
北宋的人口過一億，光汴梁城的人口就有15o萬之眾；這在當時沒有那個國家能與其媲美。
北宋的經濟總量之繁盛，科技水平之高；能將大漢、大唐摔下好幾條街。
究其原因是服務業的展，也就是現代人說的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蓬勃展，促成了萬眾創業的經商熱潮；和尚、道士、尼姑融入其中似乎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漢唐時期的都市實行封閉式市坊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內，商店集中在市內，坊與市四周築有圍牆，交易也有時限。
北宋開國之後隨著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農田水利建設的展特別是江南等地區的開；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從而為城市經濟的展繁榮以至於打破原有的坊市壁壘提供了物質和生產力上的準備。
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步展，坊市制度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華夏傳統城市隨之進入了開放式的展階段。
伴隨著唐朝末年以來的坊牆的毀滅性破壞，商業大潮也沖決了市牆，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業活動擺脫了時空上的限制。
北宋初年，東京雖然基本上仍保留東市和西市兩大商業區；但是商業貿易的迅展和人口的不斷增加，商業活動已不限於東、西兩市了。
而在高牆市門、鼓鉦鎖鑰變成瓦礫廢鐵的同時，許多居民將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商鋪做起了生意，一排排臨街的酒樓茶肆和經營日用百貨的店鋪不斷地修建起來。
尤其是城內城外都可開設商店，而且相同行業的店鋪往往集中在一起，小賣行販更是十分普遍。
東京汴梁的主要街道是通向各個城門的大街，從宣德門至南薰門，從宣德門外向東至土市子，再折向北經封丘門一直延伸到永泰門，從州橋向東經麗景門至陽門，從州橋向西經宜秋門至順天門。
這4條街道被稱為“御道”，即皇帝出入之路。
北宋開國2o年後，也就是太平興國五年，即公元98o年，東京的主要街道景陽門大街出現了商業市場“侵街”現象。
不久，連皇帝經常出入的“御道”也出現了商業市場“侵街”現象。
坊市制度開始全面崩潰和瓦解，“大眾創業”的經商熱潮滾滾而來；東京汴梁商鋪雲集的繁華商業大街從此應運而生。
北宋東京汴梁在當時已經是人口百萬的大型都市，由於人口眾多，消費旺盛，坊市制度逐步瓦解後，不論是城內的市場，還是城郊的集市，都是一派客商雲集、交易紅火的繁華景象。
此時東京汴梁已經將商品交易經營擴大到全城街頭巷尾、橋頭巷口的各個角落，形成“南河北市”的一個龐大的繁榮市場。
在打破坊市制度、放開沿街設鋪做生意的同時，東京汴梁還取消了因循千年的宵禁制度，放寬了商業經營時間。
城門關得很晚，開得很早。據《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
此詔的頒佈，明確宣佈三鼓以前的夜市開始合法化。於是，東京汴梁開始有了燈火輝煌的繁華夜市。
到了徽宗時期，東京汴梁的商業已展到鼎盛時期；夜市更是盛況空前。
沒有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東京汴梁成了不夜城。
當時的夜市往往直到天明方散，市場交易動輒千萬，不能不令人驚歎。
東京汴梁最為熱鬧的當屬馬行街夜市。這條街長達十多里，街上遍佈鋪席商店，還夾雜官員宅舍，從而形成坊巷市肆有機結合的新格局；以至於在馬行街的夜市上，車馬擁擠，行人不能駐足。
其繁華熱鬧程度可想而知“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難怪曾經逛過馬行街夜市的詩人對這裡十分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