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之間比較大的戰爭少說已經生過十數次，雙方各有勝敗；大體來說，宋朝的北伐固然都無功而返，遼國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
從戰場的勝負來看，宋王朝與遼帝國的軍事實力可以說是旗鼓相當誰都有機會小勝對方；但誰也無法一舉吞掉敵手。
宋方想收復燕雲故土，基本上無望；遼方要奪回關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實際。
那麼，為什麼劉徹時代的西漢能夠擊潰匈奴，李世民時代的大唐能夠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國力最盛的時候也無法從遼國手裡拿回燕雲之地？
進而言之，為什麼宋王朝在與遼國、西夏、金國等草原鐵騎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漢唐雄風呢？
不少人將這一窘境歸咎於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國精神，其實是大錯而特錯矣！
宋朝的所謂“抑武”只不過表現為對武官坐大、預政的制度性防範；對於國防與武備，可是從來都沒有絲毫的放鬆。
宋政府不但設有當時最先進的兵工廠，還將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用於養兵；毫不誇張地說，宋朝的軍隊在某種程度上是強於漢朝和唐朝的，尤其是弓弩火器的裝備部隊後猶如猛虎添翼；問題是同時代的遼國、西夏、女真也是在不斷漢化的展中強大起來的。
試想一下，在11至13世紀極為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備與國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騎兵碾滅了。
但宋人確實在戰場上的表現乏善可陳，這裡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從立國那一天起就有著嚴重的先天不足。
先，由於後晉割讓燕雲十六州，中原王朝喪失了長城防線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
長城儘管談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險線，但顯然是一道有效的防禦線；有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輕易地躍馬南下；失去這道屏障，便可一馬平川南下牧馬。
宋人對長城的功效，也是比較懷念的，宋代黃中輔的《念奴嬌·炎精中否》如此說
炎精中否？嘆人材委靡，都無英物。胡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
天意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河海封疆俱效順，狂虜何勞灰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孤忠耿耿，劍鋩冷浸秋月。
翻譯成白話文即為宋朝的國勢還是如日中天嗎？可嘆人材平庸，不見傑出的英雄。金兵長驅直入三困汴京，誰是保國的壁壘長城？天翻地覆，二帝被虜，深仇大恨何時雪清。君王求賢三顧茅廬，民間自有隱居的豪英。上天希驥大宋中興，新皇神武英明，如周武王姬一樣賢明。海內邊陲願為朝廷效力，狂妄的金人很快就要灰飛煙滅無蹤。高宗南渡駕興臨安，使人無處拜謁宮廷。空懷憤慨激昂，一腔孤忠，相伴只有秋月下閃著冷光的劍鋒。
黃中輔（111o—1187）字槐卿，晚號細高居士。是抗金名將宗澤的外甥。義烏縣城東隅金山嶺頂人。祖父景圭，金吾衛上將軍，居浦陽（今浦江）。父琳，遷居義烏。黃中輔赤誠愛國，忠奸分明，祟尚氣節，不為苟合。
冷兵器時代，自馬鐙明之後（漢代時馬鐙的應用尚未普及，騎兵的威力未能揮到最大化），戰馬就是最強悍的裝備，騎兵就是最厲害的部隊。
宋人已認識到“馬者，兵之大也，邊庭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
然而，“中國之兵，步多騎少，騎兵利平，步兵利險。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雖步卒百萬，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
細看《清明上河圖》會現畫家畫出的毛驢與騾子比馬匹多得多，這正是宋朝缺乏馬匹的寫照。
之所以缺馬，是因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養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馬的供應量嚴重減少。
宋人說，“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契丹分據之後，無匹馬南來。備徵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
如果說，長城防線的喪失導致宋人的防禦力大打折扣，那麼良馬的匱乏則使宋朝部隊的攻擊力受到限制，難以跟草原鐵騎一爭兵鋒。
相比之下，遼國、西夏都是馬資源充沛的地方，戰馬唾手可得。
按遼國兵制，“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每一名士兵配備三匹馬；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o世紀之後的遼國跟漢武帝時代的匈奴、李世民時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語。
匈奴與突厥都處於比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的文明形態，而遼國已經從中原王朝學習到構建國家的組織能力。
在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帝國之前，契丹各部只是鬆散的部落聯盟，各部落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平時各自為戰，耶律阿保機仿效中原王朝的組織方式，將它們結成一個緊密的國家共同體，設立南北樞密院控制全國武裝，並創設直隸於契丹皇帝的常備軍——宮帳軍。
不管從國家的組織能力、財稅汲取能力，還是從戰時動員能力來說，大遼帝國都非以前的匈奴與突厥部落所能比擬，即使漢武帝與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夠征服遼國。
宋遼雙方軍事優劣勢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宋朝部隊很難在對遼戰爭上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但在區域性戰場取得一兩次勝利對於鼓舞軍心是十分必要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