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寓在明朝初嚴格的戶籍制度下是不敢想象的，但明朝中後期就很正常了；什麼“冒籍”考試等等的情況也在當時不算鮮見了。
所以明太祖那種理想很美好，後期很糟心的戶籍管理制度也隨著明朝風雨百年而夭折。
北宋當然也有路引，但官員的身份證是魚袋；魚袋一般懸掛腰際。
宋朝皇帝賜給官員紫金魚袋，所謂“紫金魚袋”其實是兩個東西；應拆分成“紫”和“金魚袋”。
紫是指官員官服的顏色，金魚袋就是一個點綴了金色魚形的袋子……
唐朝時金魚袋是指裝魚符用的金色的袋子，這些都是代表官員身份的一個東西；就像我們現在的身份證明。
古代等級制度很森嚴，什麼人穿什麼衣服；佩戴什麼飾物各朝各代都有十分嚴格的規制是不能逾制的，否則後果嚴重！
金魚袋這個東西最早是從唐朝開始流行的，朝廷給五品以上官員賜金魚袋或銀魚袋，用以裝魚符。
魚符在唐朝很重要，就像一個帶防偽功能的信物可以證明官員的身份，官員要是進宮或外出辦差的話就需要查驗這個東西來證明身份。
宋朝就不用魚符了，而是直接在魚袋上綴上魚形；金色的就是金魚袋，銀色的就是銀魚袋。
宋朝對官員的服色及配飾也有嚴格的要求，規定三品以上官員穿紫色官服配金魚袋，五品以上官員穿大紅色配銀魚袋，以下的就是綠色，沒得魚袋。
當然也有特例，因為這東西既是官員身份的象徵，也是一種榮譽的象徵。
有的官員品級低但職位高，或者低品級官員立了大功；皇帝也賞賜他們金魚袋或銀魚袋以示恩賞。
紫金魚袋是官員身份和榮譽的象徵，平民百姓的身份證明便就各不相同；但使用憑照、路引卻有一定的共同性。
北宋是個開放性社會，對百姓戶籍管理不像朱元璋那樣嚴苛；但也有一套制度。
北宋對戶籍進行了等級分類——上等戶即為官戶、地主，以及一部分交稅交得特別多的傑出貢獻戶。
衙門裡高喊威武的那些傢伙，以及大保長為中心的團練活動；這些日常事情都是由上等戶男丁來充任的，這群人是社會中堅是不能動的；他們自己也不樂意挪窩。
下等戶，主要就是佃客和浮客——浮客可以自主離開當地去別處打工，大宋執行這條政策原因是縱容土地兼併；土地兼併了自然要允許浮客挪窩，不然社會會倒退回奴隸制時代。
北宋朝廷規定客非當時徙者，主家不得阻攔。這話的意思是正當農忙時令時一切農業人口皆不許亂跑。非農忙時浮客要遷徙地主不得留難，如果留難了的話這些人就成為事實上的部曲奴隸了。
具體放行的方式刑條上寫明瞭的主家須出具“憑留”，這個憑留顯然是個描述詞，並非官樣定義。
具體這東西按大宋語法該叫個啥，似乎應該是“憑照”，就是放行的簽字條。
然後這個條子要去里正和縣衙備份蓋章，這便是農業浮客遷徙時必備的路條。
農業浮客在北宋人口占比極大，3o%-4o%的樣子；這幫人的安置管理成功與不成功是宋朝興衰的關鍵。
除了幫忙種田打穀的農業浮客問題——這類種田的時令型幫傭浪人，擱在民國就叫麥客了；另外還有商戶、手工業者、機戶、匠戶等、以及來到大城市打零工的浮客。
城鎮坐商大多數是在籍的手工業者，是不許流動的。
瓦子小姐、茶行掌櫃、機戶、匠戶這些都是一年幾次要交稅，還要服至少兩次徭役的技術工人；是隨時都能找到人的。
譬如匠作坊，在徽宗時代絕大多數是軍隊在幹活；史載常有七千將作軍。但仍有時候會幹不過來，這就要徵勞役。
這徭役是庶民應盡的義務不可逃避，只有讀書人和貴族可以免役。
北宋的行商又是怎麼流動的呢？法律規定野生商人到埠，先必須自覺去相關行會那裡報明一切相關資料、上交規費。不報犯法。
報完了行會，還得在行會工作人員的陪伴下，去官府報備——事實上是把農村保長制度，搬到城裡適用於流動性的行商行業。
所有郭戶、商戶、店家，所有城市常駐戶口，門口皆要自覺懸掛戶牌，牌子上寫明全家男女的年甲、胖瘦、有痣無痣、單雙眼皮這一類的醒目特徵。
倘有親友來投隨時添上，有人離開，要註明；現隱匿不報的付有司依式論罪。
官差隨時抄錄以上自助式戶牌資訊。遇到流民，隨時問訊家人口數及狀態訊息，給與戶牌同款的浮客牌、工人牌——類視後世的暫住證，暫住滿一年的轉為當地正式的下等雜戶。
暫住者欲遷徙者，也須自覺前往縣衙備案；銷去舊牌給新的“自由行”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