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期的宰相夏竦也追求豪華，生活奢侈，但議論的人很多。
夏竦十分不解，便對家裡的門客說，寇準生活奢侈，生前死後皆無非議，到了我這裡，為什麼那麼多人講怪話呢?
門客給夏辣講了一個故事寇準做官，經常與下屬一起郊遊、野餐。
有一次喝得正起勁路上傳來一陣毛驢的鈴聲，派人一問原來是一個任期已滿的外地縣令駝著行李路過。
雖然素昧平生，但寇準卻像對待老朋友一樣熱情地邀請縣令同席，開懷暢飲其樂融融。
寇準對待陌生的路人都相敬如賓，而您身為宰相；對待部下同僚卻連最基本的禮節都沒有，遑論其他評價不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啊!
寇準對生活質量要求極高，但私心不算太重，不插腰包，不營私產，有酒大家喝，有福大家享，光明磊落，有情有義。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自己從沒置過房產，處士魏野曾經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寇準因此得了一個“無地起樓臺相公”的雅號。
魏野此詩還流傳到了漠北，契丹人十分佩服寇準的精神。
宋真宗末年，契丹使者訪問京城點名要拜見“無地起樓臺相公”。
當時寇準被貶職偏遠之地，害得宋真宗立即把他召回重新重任。
“公子哥兒”不一定都是“敗家子”，在寇準身上得到了印證。
黨爭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但在宋朝，表現的尤為明顯，這是那個時代除了積貧積弱、宋詞之外的最有特色的關鍵詞。
整個宋代的黨爭，給這個帝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是負面的。
黨爭帶來了帝國內政外交政策搖擺不定，帶來了知識分子階層的頹靡與墮落；宋朝在黨爭中耗盡了帝國的元氣，以至於“宋人議論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絕不缺乏黨爭帶來的深刻教訓，晚唐牛李黨爭造成的國家悲劇彷彿近在眼前；宋朝的統治者應該心有餘悸，理應該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黨爭現象的出現，以最大程度保證帝國與君權的執行秩序。
但從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沒有出現黨爭之外；有宋一代黨爭現象延續不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到了南宋演變成大規模的主戰派與議和派的黨爭，導致整個世風日下；南宋滅亡。
軍人出身的宋太祖自立國之初，就身懷濃重的憂患意識；作為軍閥的他，從孤兒寡母中奪得權力；當然不希望在自己的統治中再出現軍閥奪權的悲劇。
所以他重用文人，實施文人治國的政策；除了不許擅殺文人的祖宗的家法之外，還風輕雲淡的一招“杯酒釋兵權”，讓武將們擁著歌兒舞女，享受美麗的生活去了。
對於文人結黨，宋太祖也高度警惕；他曾經嚴厲禁止進士們以同年、同鄉相稱，防止出現小山頭的利益集團。
但事與願違，文人當然不僅僅是文人；結黨似乎是人類的基因和本能，有社會和利益；就有結黨的衝動與可能。
宋太祖之後，宋太宗時代已經有黨爭的苗頭出現。
結黨的現象，最初是因為對外政策的理念不同而引起的。
宋太宗一門心思要攻打遼國以報仇，甚至夢想收回幽雲十六州；但帝國內部的政策並不統一，當時以功勳老臣趙普為的大臣反對攻遼；而以御史中丞、樞密副使趙昌言為代表的一派支援攻遼。
為了擴大本派的實力，趙昌言利用自己的權力大力提拔引進自己的老鄉和同科進士毫不避諱地結黨。
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度支副使董儼等四人天天在趙昌言的家裡密會，當時人稱之為“陳三更，董半夜”。這大概是宋朝最早的結黨了。
在此之後，黨爭的範圍逐漸擴大；從對外政策到帝國內部的改革問題，都被作為黨爭的議題。
特別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構成了宋朝黨爭的主要內容。
宋仁宗時代的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改革派，與保守勢力為代表的夏竦展開了激烈的對攻。
歐陽修還專門寫了《朋黨論》，從理論上闡述君子黨與小人黨的區別。
宋神宗、宋哲宗時代，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與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展開了大規模的黨爭。
新黨得勢，將舊黨全部驅除出朝廷；舊黨得勢就盡廢新法，將新黨一網打盡；以至出現了“元佑更化”。
宋哲宗上臺新黨得勢，又將舊黨勢力逐出朝廷。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比較中立的蜀黨領袖蘇東坡一派也被越貶越遠。
北宋南渡之後圍繞著主戰還是主和的問題，形成了高宗秦檜集團與整個主戰派之爭。
事實上，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並不提倡結黨。
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
意思是說君子不結黨，小人才結黨。
防範大臣結黨，也是歷代帝王的重要任務。宋太祖對形成朋黨大有戒心，但為什麼宋朝的黨爭不僅沒有消失，還愈演愈烈呢？
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也許能給人們提供答案；而這個細節正是宋朝建立之後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統治者的陰暗心理。
宋真宗時，江西人王欽若出任宰相後，真宗又把非歧視南方人、與王欽若派系不同、政見不和的寇準任命為宰相。
有人對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說破，“且要各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
“異論相攪”的內容與用意說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動群眾鬥群眾；讓政見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懷有宿怨的大臣共處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達到消除在帝國內部任何潛在威脅的目的。
而“異論相攪”，正是與文人治國一樣；是宋朝的祖宗之法。
也就是說，黨爭固然不為統治者所樂見；但統治者採取的鼓勵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擊牽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現黨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