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的這個節目叫“時空連線”，每天十六分鐘的時事評論，連線多方專家同時討論。我之前從沒做過新聞，陳虻也沒看過我在湖南衛視的節目，不過直覺告訴我最好別問他是怎麼發現我的，這種人絕不會按正常方式回答你，還是少說少問為妙，免受羞辱。他只說了句：“我們要給白巖松找個女搭檔。”
年會的晚上有人打電話來，聲音低沉：“巖松要跟你談談。”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試。後來才知道，白巖松這個人什麼都彪悍，就是不習慣跟女生單獨講話。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問了兩個問題：“你喜歡誰的音樂？”我好像說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問：“華人的呢？”“羅大佑。”他沒再問什麼，只說了一句：“這是條很長的路，你要作好長跑的準備。”
第一期節目就是慘敗。是關於剖腹產的話題，我自己聯絡好醫生、生孩子的人、社會學家，約好演播室，化好妝坐進去，幾位臺領導正從玻璃外路過，看了一眼：“有點像小敬一丹。”陳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就代表認可啦。”
現場採訪只錄了三十分鐘，談完剖腹產怎麼不好，就順利結束了。那會兒我不把電視當回事，在紙上編完稿子，讓同事幫忙剪片子送審，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來，在辦公桌上掛只大畫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還弄個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辦公室人臉色，知道審片結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轉述最狠的話，只說已經這樣了，你就把結尾再錄一遍吧。
陳虻在會上公開批評我：“你告訴人們剖腹產是錯誤的，自然生產如何好，這只是一個知識層面，你深下去沒有？誰有權利決定剖腹產？醫生和家屬。怎麼決定？這是一個醫療體制的問題。還有沒有比這個更深的層面？如果你認為人們都選擇剖腹產是個錯誤的觀點，那麼這個觀點是如何傳播的？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它？一個新聞事實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識、行業、社會三個不同的層面，越深，覆蓋的人群就越廣，你找了幾個層面？”
我越聽心底越冰，把結尾一改再改，但已無能為力。
年底晚會上，同事模仿我，披條披肩，穿著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兩條腿糾結在一起坐著，把垂在眼睛上的頭髮用手一撥，摸著男生的手，細聲細氣地採訪：“你疼嗎？真的很疼嗎？真的真的很疼嗎？”底下鬨笑，都認同是對我的漫畫像。
白巖松當時是製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估計他心裡比誰都難受。有次我穿印花紗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
每天節目結尾主持人都要評論，我彆扭壞了。按我原來花裡胡哨的文藝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節目的習慣寫，我又寫不來。一遍又一遍，都過不了關，到後來有一次沒辦法，白巖松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
每次重錄的時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別人叫回演播室，燈光、攝像後來已經不吱聲了，也不問，沉默地隱忍著。錄完，我不打車，都是走回去，深一腳淺一腳，滿心是對他們的愧疚。
部裡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剛來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後一排邊上。崔永元回頭看見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帶到第一排正中間他的位子上，他當時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這樣的人。有個場合，幾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進來了，在飯桌邊坐下來，什麼也沒說，但誰都不敬了。
這就是他。
那幾年評論部的內部年會，看崔永元主持是我們的狂歡，看他在臺上手揮目送，戲謔風頭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領導開涮。也就他能修理陳虻，說：“陳主任站起來。”
陳虻被群眾打扮成日本浪人，頭頂沖天辮，重重疊疊好多層衣服，半天才撐著大刀勉強站了起來，群眾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壓住，指一指大螢幕上一堆怪誕字元，只有一箇中國字是“錢”。小崔說：“這些字怎麼念，陳主任？”
陳虻踅摸了半天：“不認識。”
“哦，陳主任連錢字兒都不認識。”
“再給你一次機會。”他說，“這些字裡頭你認識哪個？”
陳虻這次答得挺快：“錢。”
“哦，陳主任原來只認識錢。”
大家吹口哨，尖叫。陳虻手扶著大刀也跟著樂。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別一根簽字筆，揣一顆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開說，每次錄節目，開場前心裡焦慮，總得衝著牆向自己攥拳頭。
我見慣了強人，他這點兒軟弱幾乎讓我感激。
我在臺裡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個。那時候好像就我和他單身，辦公室雷姐還想撮合我倆。我看他一眼，年歲倒是不大，但長得吧……他自己說早上洗完臉抬頭看鏡子，差點喊“大爺”。有一次在地鐵，他死盯著一個姑娘看，最後那姑娘猶猶豫豫站起來要給他讓座。他真誠地對我說：“我從小就長這樣，等我四十的時候，你就看出優勢了。”
他學中文的，在新聞評論部內刊上寫文章，題目就是他的夢想，叫“飯在鍋裡，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聞的人譏笑。開會談節目，他開口，一屋子人就搖頭笑“人文主義者”。別人都做時事類節目，元首訪問什麼的，討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間有位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專業人士和普通人都覺得可笑，但這人在節目中說：“小人物也有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別人笑，史努比只自嘲，從不反擊，也沒見他對人兇惡，我有時覺得他有點近於怯懦，他只說：“道德，不是沒有弱點，而是看清它，然後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個吃東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點兒多了，有人大聲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搖搖晃晃蹲在地上撿碎片。我去撿的時候，聽見他嘟嘟囔囔：“什麼是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時候，他手頭正青黃不接，每天拎著單位發的紙袋子，裝著泳衣和盜版碟，游完免費的泳，吃完免費的三餐，回家看五張盜版碟，發工資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車時看著建行的大招牌，“有種深沉的幸福”。
就是這麼個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錢送給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鐵口擠了好多人，想著肯定是好東西，擠進去一看，是從天安門廣場上撤下來的國慶菊花，板車上放著，一塊錢一盆。
很貧賤的小黃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狀深嗅一下，差點燻一個跟頭。
中午開會大家評我的節目，他最後發言：“大家都說‘好的我就不說了，我提點兒意見’，好的為什麼不說呢？好的地方也要說。我先說……”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愛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膠了，不真實。”
我白他：“怎麼了？”
“過分得體。”
“什麼意思？”
他來勁了，比比劃劃：“要像打槍一樣。有句話，叫有意瞄準，無意擊發。要有這個‘無意’。”
挺神的反正。
後來，史努比跟我說過，看我當時真是吃力，天天採訪前挨個打四十分鐘電話，每次採訪都在本子上寫一百多個問題。化妝的時候還斜著眼繼續寫，化妝師一邊抖抖地畫眼線，一邊嘆氣：“我看人家別的主持人這時候拿本金庸看，你怎麼這麼緊張？”到錄的時候，我就照著本子上的問題往下問，聽不見對方說話，只想著自己的下一個問題。
繩子越纏越緊。
大老楊是攝像，錄完節目大雪裡送我回家，他說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領導說扶不起來就不扶了。
當時“時空連線”首次使用連線的方式讓三方嘉賓評論同一新聞事件，試圖創造爭論和交鋒的空間。這個技術剛開始試，還沒辦法在演播室裡實現三方在螢幕上同時出現，只能用電話採訪，攝像在現場拍下他們說話的鏡頭，回來合成畫面。在演播室裡我盯著空蕩蕩的螢幕方向，只能在耳機裡聽到三位嘉賓的聲音。
“往這兒看。”攝像引導我往黑暗裡望，做出與三個嘉賓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個問題都配合點眼神兒，身體也跟著擰，裝作在跟誰交流，營造一種氣氛。光擰這個身子就能把我弄個半死。
攝像“咂”一聲：“你眼裡沒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