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著我，禮貌地等著我往下問。我看著她，飽亮黑圓的眼裡沒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問不下去了。這時候窗外鞋聲敲地，幾個成年人進來，說：“你們有記者證嗎？”
他們穿著深藍夾克黑皮鞋，這次不是鎮上的，看來是市委宣傳部的，不希望我們呆在村裡，一車直接拉去了當地的雷臺漢墓：“報道這個多好。”前後都有人跟著解說。老範倒隨遇而安，她第一次到鄉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後面跑，又笑又叫，宣傳部的同志沒見過這麼天真的記者，再嚴肅都看樂了。老範又吃驚西北壯麗的天色，大叫著指給我看：“雲！”
走在前頭的宣傳部負責人三十多歲，名字結尾正是“雲”字，他驚喜又羞澀地轉頭：“叫我？”
眾人鬨笑。這一笑之後，都不好意思再繃著臉了。
之後再聊節目。我們說：“這個事情誰都困惑，處理起來也棘手，但是不公開，被認為是邪教，對誰都不好。我們多瞭解一些，你們也多些處理的經驗，是不是？”
雲嘆口氣：“這事我們都查了這麼長時間了，一開始也當邪教查。沒有這事，搞不明白，你們去看吧。”
我們去了魁星閣，門已經被鐵絲扭住掛了鎖，有小孩子手腳並用，沿著斜的牆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磚被他們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開了門，沿臺階轉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沒了，空空蕩蕩的像個戲臺子。有個原來刻著文字的照壁，出事後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蓋住。照壁不大，我沒帶工具，用手擦，石灰幹又薄，底下的字露出來，小鉛筆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見鍾情”或是“武林盟主”，不過如此——我在小地方長大，不奇怪小孩子為什麼常常待在這兒，大概這是小鎮唯一有文藝氣息，能帶給他們一點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沒有電腦，沒有書店，學校裡唯一的娛樂設施是乒乓球檯子，兩塊磚頭壘起來算是球網。地攤上賣的還是鄭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帶。小楊的房間裡貼著一張四方大白紙，上面抄著愛情歌曲的詞，和歪歪扭扭的簡譜。
政府的人說他們搜查學校的時候，有學生確實把幾本書扔到了房頂，是青少年雜誌，有一頁折過角，是一個女孩為了愛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問這是不是她自殺的原因，小楊有點不耐煩的不屑：“怎麼可能？她們都看。”
農村孩子上學晚，雙城小學是六年制，苗苗已經十三歲，我在她這個年紀已經快初中畢業，班上女生全都手抄悽美愛情故事，喜歡那種戲劇化的感傷氣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貼畫跟我那時的一樣——翁美玲。
“那我們就理解不了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說，“我不相信我女兒能影響別人也去自殺，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藥自殺的，當時另一個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們找到小蔡家，她母親攔住門說：“不要拍，我女兒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帶壞了。”
我問她：“你知道她為什麼服毒嗎？”
“……”
“她多長時間沒說話了？”
“十幾天了。”
“你擔心嗎？”
“……”
“讓我試試吧。”
她讓出一條路來。
小姑娘細眉細眼，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我們都痛恨用馬賽克壓在人臉上的醜陋和不尊重，攝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後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藍的天空和院子裡青翠的南瓜葉子。一根倔強的小歪辮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內心的流動。問她，不吭聲。我給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樣斜抱在懷裡。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著小小的“忍”字，用藍墨水染了。
“忍什麼呢？”
她不說話。
“能睡著嗎？”
孩子搖搖頭。
“想什麼呢？”
她不說。
我們倆對著，沉默了一會兒，我跟她說：“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說她不再上學了，第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回家的時候，我特別傷心。後來我長大一點兒了，就明白了，人總是要分開的，但有的東西永遠在的，就像課本上那句話，‘天涯若比鄰’。”
小蔡臉上淚水縱橫。
她回身進了屋子，從本子裡拿出一張紙條，歪歪扭扭的粗彩筆寫著“我們六個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底下是六個人的簽名。
一個天真的誓言。
小蔡說苗苗自殺的原因是幾個月前的一次聚會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幾個低年級的學生看見，傳了出來，“說得很可怕”。從那時候苗苗就開始有自殺的念頭。
我問：“什麼讓她最痛苦？”
“從聚會的那天起，很多同學罵她……”
小楊後來給我看過他的筆記本，寫到苗苗時說：“她是一個走投無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傷心。”
他不說具體的事，我只好問他：“以你對苗苗的瞭解，你覺得她最不能忍受什麼？”
他輕聲說：“也就是別人對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賣鋪用五毛錢買了一袋顆粒狀“聞到死”老鼠藥。在週會上，她從抽屜裡拿出來吃，被同學看到。“你要吃，我們就都吃。”十幾個人為了攔住她，每人服了兩粒。老師在講臺上，沒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