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2533627.jpg" />
我猜到她已經切到了空無一人的會議室，就用這個畫面說開場：“子路問孔子，您從政的話，第一件事是什麼？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這句話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對權利的界定要有著清晰地認定，這些空無一人的桌椅，其實就是憲法賦予代表的知情、參與、表達、監督的權利”（CFP圖片）
<h2>第九章 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h2>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別的部門開會。
被驚著了，因為在“新聞聯播”裡要開一個有我名字的專欄，叫“柴靜兩會觀察”。
在場有個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叢黑髮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記裡記下一小段當時的情況，“柴靜比想象中瘦小，像個初二女生。有人在大聲嚷嚷，很吃驚的樣子：‘這麼多人，就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沒有聽見。‘新聞聯播’和央視一套兩會期間同時包裝一名記者，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慣了精雕細刻的深度報道的柴靜，知道她要面對的是什麼嗎？”
我不記得這些對話，可能聽見了也沒心思想，我發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兩會。
我想按新聞專題的方式做，可兩會不是“新聞調查”，沒條件做深度專題，這次涉及四個部門合作，三十多位記者同時參與採訪，每個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團，各有各的採訪物件和採訪主題，節目很短，一人一句話就過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裝一下節目。
我找來老範和老郝，想弄個演播室加些評論內容，但跨部門做事，新部門沒有演播室系統，找人都不知道該找誰，所有的佈景、片子、燈光……全超越常規來做。
汪汪的任務是協助我們，她日記裡寫道：“柴和她的夥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設想著更完美的結果，申述著對節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夥伴瞪著熬得通紅的雙眼，不停逼著自己想辦法，求製作部門搬桌子，求電信部門拆機器……我心說：‘哪怕你把我們部的辦公室給拆了，也比到處求人好辦。’”
老範、老郝是我拉來純幫忙的，我對她們急，又怕她們跟人急，更怕別人對她們急，腹背夾擊，心裡像過了火一樣，乾燥焦黃。
好在汪汪人活臉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決了。臨時演播室就建在新聞直播間的過道里，臺領導審片時經過，路過電線，每人都得侷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記錄道：“柴靜不停地說：‘怎麼能這樣幹呢？’有人嘆了一聲：‘貧賤夫妻百事哀。’完工後，柴靜很剋制，很客氣，說：‘我們能自己乾的自己幹，儘量不麻煩別人。’”
我一點都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也不知道會給別人帶來這樣的感受。那時候滿心裡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這麼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記裡寫：“面對柴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不得不一直吿訴她：做不到。”
“十分鐘的節目想一以貫之。”——“做不到。必須滿足兩會期間各路代表委員發言露臉的需求，要保證他們的時間。”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記者分頭採訪，面是攤得開，深度是不可預知的。”
“想事先設計。”——“做不到。做後期節目的人無法安排柴靜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採訪。”——“做不到。採訪線索、採訪物件、採訪路線、採訪設計要靠多個部門共同組成的前期記者團安排。”
她繼續寫著：“柴靜忍耐著，沒有流露出不滿。她臉上撲著粉，不，說掛著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現出很有涵養的樣子，但是，當一個人表現得很有涵養，其實是傳遞著不以為然的意思。”
瞧我當年這後孃臉，這讓人為難都不自知的勁兒，不知道她是怎麼忍過來的。
兩天後，我在臺東門跟老範、老郝告別：“你們都回去吧，再也別來了。”她倆想說什麼，我止住了：“你們要在，我更不好過，走吧。”加上當天有點夕陽。戰場上掩護戰友先撤似的。
日後汪汪說：“你會有那樣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堅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讓自己軟弱下來，對人好又不知道怎麼表現，有的樣子實在是有點可笑呢。”
我橫下心，不折騰，一切按慣例來，這樣最簡單，因為我連採訪都不會了。按“新聞調查”的習慣，每採訪一個人，坐下來問個二三十分鐘還問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聞節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話。我這兒問半天，節目根本來不及。
後來編導也沒辦法，寫了張紙讓採訪物件念。我握著話筒，站在那兒舉著。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槍，然後再在那個洞上畫一個靶子，效果是一樣的。”
我拖著話筒線，蹭著地，踢裡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現場攝像，穿件戶外裝，手裡攥倆核桃，到哪兒都揉著。他不太愛說話，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車的時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喪，忽然開口說：“要不送你倆核桃吧，時間長了，磨圓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記裡寫：“今天傍晚柴靜完成採訪回來，看見我第一句話問：‘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麼了？’”
“她不肯說。不說就不說吧。這幾天，柴靜的臉色活泛多了。雖然有時會悄悄地嘆氣。但不管什麼情況，跟人說話總是神色和悅，有時還會反過來安慰別人。”
她寫：“但我寧可聽別人發火，也不願意聽她嘆氣。”
我出溜了，放棄採訪，演播室也不弄了，隨同事自己採，我找個人民大會堂的中心位置，對著彩旗昂首闊步錄完一個串場，卸妝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來北京陪我們姐妹一陣子，我跟我爸去給他的電動腳踏車上牌照，但當時在北京掛牌，發票除外，還要暫住證。我本以為辦暫住證帶上個照片和身份證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還需要房主的戶口本。可房東住在豐臺，去一趟太遠。
我爸說：“算了。”
我媽說：“還是去吧，聽說零八年外地人沒有暫住證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頭有點倔：“那我不出門了。”
再勸。
他起身去臥室了：“我回山西去。”
媽在擇韭菜，半天不作聲，忽然說了一句：“其實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後醫保在家裡，還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說要回山西，還有一個原因，他不說，但我知道，他總覺得應該再去掙掙錢。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違法違規，要讓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點的城區，有一套小點的房子，得多少年。這是身為人子的責任，但父母總覺得孩子的負擔太重，心裡不安。
在家悶著。臺裡給我開了一個兩會的部落格，我看看留言。一個出生在貧閒家庭的人，母親有精神病，不能幹活，父親把他帶大，九五年，他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打工賺錢，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親也接來。日子還沒過上多久，父親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換肝，醫生說手術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萬元的手術費，就算手術成功，以後的幾年中，每個月還得準備八千元護肝費。
他寫：“面對鉅額的手術費，我眼睜睜地看著把父親從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號的早上，當護士拔去父親手上的針頭的那一剎那，我的眼淚幾乎可以說是爆發出來的。為了不讓父親看到我痛苦的樣子，我幾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淚水。”
他說：“現在，我得了一種恐懼症，總是做噩夢，人也變得很壓抑。一是想到在父親面對死亡的時候，自己的無助，我就自責、內疚。二是恐懼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給家人的恐懼和無助。這個病，我們老百姓實在是得不起呀！！！”
三個驚歎號後，他說：“柴靜，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順利。”
回去我跟領導商量：“能不能換個方式做兩會，比如從我家的小區說起？”
領導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