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寫了句奇怪的話——“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極端認真的蠢人。”紅燈又閃一下，補了一句：“當然不是指你。”
我說指什麼。
他說比如一個母親，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禱，但是還是去世了，這不是愚昧麼？”
我說：“這是愛。”
他說：“愛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說採訪施泰納時，他說為什麼重返舉重，因為他恨——他恨失去所愛。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麼能力呢？所以他把憤怒都發洩在槓鈴上，如果沒有訓練，他說自己會瘋掉。
我說：“這愚蠢嗎？我不知道。只有這樣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麼就做吧，像達娜這樣的運動員，只能參加女子一百米預賽，沒人轉播這種比賽，我和老王刻了兩張DVD給她，就算一箇中國電視臺為她留下的紀念吧。我過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這麼多天播不了，常規的MPC釋出會報道播了，也沒打他的名字。
我跟後期溝通，他們說：“攝像都沒打名字。”
我說：“這都不對。這是對所有攝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還是這樣，我有點急了，人家也很無奈，問我：“那你的攝像叫什麼？”
“他叫王忠新，忠誠的忠，新舊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說，還是沒打上。
老王是籃球迷，奧運男籃小組賽中國對美國那天，我想讓他看一場。但當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採訪香港腳踏車運動員黃金寶。黃金寶曾經是專業運動員，十九歲停止訓練，兩年後重返腳踏車時已是一個胖子推銷員，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奧運會，被認為是奪冠熱門，但八月十六號，最後一場比賽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點茫然地問我：“為什麼要採訪我們？”
他的教練姓沈，左腿裝著假肢，最初沒有經費，沒有場地，只有這一個辭職的“肥仔”跟著他。他倆在雲南的深山裡練習，每天至少兩百公里，他租輛破貨車跟著徒弟，天熱的時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爛的，血淋淋。癒合，又磨。
“沒有人邀我們參加國際比賽。因為我們沒有一個隊伍，我們只有兩個人。深山裡我就看到他一腳一腳地騎，我曾經想過，走到什麼時候是頭啊？渺茫嗎？非常渺茫。想金牌？對，你想拿，但是這一腳腳踩能拿嗎？如果拿不到的話，他還會有這個動力嗎？”
天色已經稠藍，攝像機需要重新調白，籃球比賽馬上要開始了，但師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話要說，我沒法說“停”，我回頭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彎著脖子調焦，粗壯的後頸曬得通紅，背上像有塊鹽鹼地。
沈教練繼續說：“這次奧運失敗之後，我知道黃金寶的心裡是翻江倒海一樣的難受，但是第二天他還是一腳一腳在那踩，陪著隊友訓練，示範自己的錯誤，說：‘你不要學我。’”
他站在場邊看，想讓黃金寶停下來，說你不要再蹬了。
但實在開不了口。
凌晨三點，回家的路上，雨牽著線一樣從發尖往下淌，鞋溼了，踩下去裡面有個水泡，“咕唧”一聲。人有一種疲倦的興奮，像烏黑的深淵裡著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著。八月的雷真厲害，洪大悶重，一聲下來，底下的車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陣子才停。過一會兒“嚯啦啦”一聲，車又動物一樣本能地吼哮起來。
我乾脆爬起來，寫臺北跆拳道運動員蘇麗文的稿子。參加跆拳道爭奪銅牌的比賽前，她已經有嚴重的左膝傷，比賽時只能單腳站著，把左腿像布袋一樣甩出去攻擊對方。她被擊倒了十四次，我問她每次倒地之後的幾秒鐘裡，在想什麼。
她說：“前兩秒用來休息恢復體力，下兩秒來想戰術如何回擊。”
不是自憐，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贏，這是運動員的企圖心不管自己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就算腳斷掉也要繼續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這樣的題目，覺得是普通勵志故事。記者要反映更復雜艱深的世界才讓人佩服。現在這期節目，沒有審片人，也沒有觀眾，沒有外界評判，我只是一個人，面對另一個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腳趾斷了，坐在輪椅上，被踢腫的手纏著紗布，跟我說的這幾句話，漚在我心裡。
下半夜，雷聲停了，雨聲瀟瀟，八月的長夜彷彿沒有盡頭。
有同行後來問過我，說我們都覺得你挺理性的，為什麼今年做地震和奧運的節目這麼感性？
是，我天性比較拘謹，平常三個女青年喝個酒，我只能愁眉苦臉抿一小口兒，老範和老郝都摟在一起淚汪汪了，我尷尬地拍著她倆，說不早了咱走吧，這兩人就上火“你這人特沒勁”，嫌我不投入不表達。加上過去幾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藝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強調旁觀，刻意抽離，把戒律當成一根繩子捆在身上。
當然，不約束不行，沒有這職業要求著，毛病早氾濫成災了，但是捆得太緊，有的東西確實就流淌不出來了。
汶川地震的節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邊說到女兒的時候，我剋制得喉嚨都疼了，眼淚還是流了下來，拿手擦了，以為沒人看見。
但編的時候，在鏡頭裡能看出來，我就對羅陳說：“把這個拿掉吧。”
他說為什麼。
我說，記者應該冷靜，不應該掉眼淚。
他說，我覺得挺好，不過分。他留著這個鏡頭。
我想起錢鋼老師的話，在“雙城的創傷”中，我給小孩子擦眼淚的鏡頭引起爭議時，他說，別太急著回答對還是不對，清水裡嗆嗆，血水裡泡泡，鹹水裡滾滾，十年後再來回答這個問題。不到十年，我心裡的規矩走了好幾個來回，也還沒有那個最後的答案。當下只覺得，太固執於一個律條，覺得記者就應該怎麼樣，非要誇張，或者非要掩飾，都是一種姿態，是一種對自己的過於在意。
陳虻有一次審片子，審完對編導說，這片子得改，觀眾看不懂。
那位編導說，你看懂了麼？
他說，看懂了。
編導說，那你比觀眾強在哪兒呢？
他愣住了。
實習生跟著我，練習寫解說詞，寫到“遒勁有力的大手”，被我刪了。他說這不挺好嗎？
我說：“我們不要形容詞，少點修飾。”
他說：“你不是說要有感情嗎？”
我說：“寫東西的人不用帶著感情寫，寫得客觀平實，事物自會折射出它本身蘊涵的感情。”
他有點嘀嘀咕咕的。我問怎麼了，他說，那柴老師您這節目什麼主題？我說沒什麼主題，就是幾個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