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評論部有幾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一，被女同事叫“電視牲口”，有次編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辦公室，不洗不梳，屋子裡的味兒進不去人。當年，在羅布泊的小河墓地遺址，他扛著四十公斤重的機器和給養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塊幹饢。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氣只有一條睡袋。回來吃火鍋的時候跟我們說，睡在千年古墓群裡，半夜被凍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紅柳扔進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滿天星斗。
老彭靠著滿牆帶子抽菸鬥，見我進來，多燙一隻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麼啦？”
我嘟嘟囔囔地說領導不讓諷刺壞人，以為他會支援我，但他說：“我早想罵你了，沙塵暴那期節目，鏡頭裡你跟著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剛站下就開口問：這水能喝麼？”
我說這怎麼了。
他小細眼從黑框眼鏡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醫麼，中醫講望聞問切，你急什麼？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聞一聞，聽聽水聲，讓鏡頭裡的氣淌一淌，再問？”
我沒話可說，端起桌上那隻青釉的日本瓷杯準備喝，他“唉”一聲，伸過手把杯裡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換上九四年的普洱，“這樣喝茶你的舌頭才喝得出薄厚。”
“新聞調查”的同事小莊有句話：“電視節目習慣把一個人塑造為好人，另一個是壞人，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小時候看電影，人物出場，小朋友們坐在一地瓜子皮裡，最愛問的是：“好人壞人？”衝鋒號一吹響，立刻熱淚盈眶，對壞人咬牙切齒。
我以為自己不喜歡這模式，實際上除了這個模式，我也不太會別的。
張潔給了我選題的權力，有些題目他想讓我採訪，但我選擇不做，認為有些採訪物件臭名昭著，想離他們遠點兒。張潔這人寬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樣子，就作罷。
《鳳凰週刊》主編師永剛是我的朋友，說起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聞記者有責任去記錄持任何一種觀點的人，評判是觀看者自己的事。”我轉著手裡杯子笑而不語，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幾年我做節目的趣味是猛題，烈度高，對抗強，要像銅豆大雨，規模大，氣勢強，大地為之顫動。
阿文被戒毒所賣去賣淫一案，一進辦公室，所長拎起暖瓶說“我出去打點熱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鐵。
他聲稱對所有賣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證明你說的都是假話。”同去的記者趙世龍拿支鉛筆指著他。
“我不認識他，”所長轉向我，脖子上靜脈突突跳動，“絕對沒見過。”
“你撒謊。”趙世龍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為證。”
壞人暴露，我覺得任務完成了。
節目播出後，一家報紙的英文版要轉載此事，編輯給小項打電話問有關細節：“戒毒所從什麼時候開始販賣戒毒女的？前後有多少人被賣？這些人都來自何處？戒毒所販賣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這些錢都到哪裡去了？這個所的主管單位是誰？為什麼沒有采訪他們？……”
小項說：“哥們，你提的問題太重要了，我們也特別想知道啊，但有些問題我們確實沒有能力回答。”組織者、戒毒所裡的管教當時在警方控制下無法見到，戒毒所販賣戒毒女的賬冊、放人單等重要證據被焚燒拍不到，小項說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條萬條原因，但“從專業角度這個節目算是失敗的。只有一個影象被處理的戒毒女的控訴，一個影象和聲音均被處理的知情人的‘洩密’，一個臥底記者，一場激烈的對質與抵賴。‘新聞調查’一以貫之的準確、深刻、平衡原則在這個節目中並不能完全體現”。
雨過地皮溼，沒滲人土壤，也不觸及根鬚，龜裂土地上，再強烈的震顫稍後就不見蹤影，懲辦完個別人，戒毒所換個牌子，我已經轉頭做另一期節目了。
不過我覺得這沒辦法，處身的環境決定如此，就像小項說的：“一個飢餓的人，趕緊吃上一頓肉就能活命，這時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膾不厭細，只能端上一碗顫巍巍的紅燒肉。”
我認為只要掌握的事實並無錯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說過：“電視就是瞬間，要有戲劇性。”他出道就以挑戰尼克松總統著稱，對老布什總統的採訪幾乎演變為一場爭吵，從來不諱言自己的立場和情感，“九一一”之後他坐在地上含淚朗誦《美麗的美國》，這些都為他贏得“勇敢無懼”“富於感情”的聲名。但總編袁正明審片時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時忘了在採訪。”
我對袁總說，觀眾沒人批評啊，還挺喜歡，覺得“性情以對”。袁總黑著臉：“你別讓觀眾看出你的喜好來，生活裡你怎麼樣是你的事，上了節目你就不能有這個。”
還對症下藥，送我一本《金剛經》，我在心裡給他起了個外號，方丈。
小時候看《少林寺》，真討厭老方丈，他問李連杰：“戒淫慾，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裡定情的信物，眉尖聳動，姑娘在門後看著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沒完沒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頭走了。
挺盪漾的心，你讓人家持什麼持啊你說。
袁總升了袁臺，不管調查了，還偶爾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爾特斯，老了，越來越穩定剋制，你也得這樣。”
“成熟是麼？”我心想可我還沒老呢。
“不是成熟，”他說，“這是你的職業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這麼辦。”
二〇〇五年，我與老郝報道《中國改革》雜誌被訴案。
因為刊發廣東華僑房屋開發有限公司改制不規範、壓制員工表達意見、致使員工利益受損的報道，雜誌社被企業告上法庭，索賠五百九十萬。華僑公司強調報道有失實之處，沒有正式採訪公司，也未羅列對公司方有利的事實。
調查性報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數字或者細節存在爭議，被起訴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訴，出於保護，證人多數不會出庭，媒體的一審敗訴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這次終於贏了。法官認為報道個別地方與現實有出入，但並非嚴重失實，他的判決是：“只要新聞報道的內容，有在採訪者當時以一般人的認識能力判斷，認為是可以合理相信為事實的訊息來源支撐，不是道聽途說或是捏造的，那麼，新聞機構就獲得了法律所賦予的關於事實方面的豁免權。”
我問他：“您希望觀眾怎麼來理解您這個判決？”
“這個社會對媒體的容忍有多大，這個社會進步就有多大，一個文明、民主、法治的社會是需要傳媒監督的。”
我心頭一熱。
採訪華僑公司老總時，他說服從法律判決，也可以接受媒體的“豁免權”，但他說有一個疑問：“你也是做記者的，你說說，只聽了一方的言論，沒有另外一方的言論，那怎麼可能是一個公正的新聞呢？”我問過當時雜誌社總編為什麼不採訪華僑公司。他說：“大多數批評報道，無論你怎麼徵求意見，結果都是一樣。材料比較可作為證據，那就不必再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全部都反映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