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樓207》是我在教書和科研之餘胡亂雜湊的一本遊戲之書。雖然說書中的許多文章引起過比較大的反響，我個人也頗有幾分敝帚自珍，但我仍不過把它視為一種羞於出手的“非正品”，覺得作為一名北大教師，而且三十多歲了，寫的書還是這個水平，“難見真的人”。可是書出版之後，居然一片褒揚之聲，偶有幾句批評，聽著也非常善意。特別是這次與幾位朋友去南方八大城市巡迴簽名了一圈，所到之處，讀者的熱情和真率簡直令我無法承受。每到大學演講，三百人的禮堂往往要擠六百人，南昌大學的窗臺上都站滿了學生。他們的黨委書記說這是90年代從未有過的盛況，我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北大。不論在當時還是事後，我都深覺愧對那些赤誠的眼睛和渴望的面龐。我經常這樣回答學生：我的書寫得很一般，你們之所以這麼喜歡，這麼激動，你們甚至說你們的中學、大學都“白唸了”，那不是因為我的書好，而是因為現在的好書太少，壞書太多了。我們從事文字工作的人，應該向讀者深深地道歉。
然而使我漸漸不安的是，許多讀者大概受此書“包裝”的影響，把注意力過分集中在“幽默”問題上，經常拿我跟一些幽默作家比，褒也幽默，貶也幽默，進而認為書中越幽默的就越是好文章，不幽默的就是“水分”。近日各地報刊約稿，也指定要“幽默文章”。我一生最大弱點，就是不願拂人之意。可是我幽幽地默默地想了幾天之後，終於決定還是把自己並不幽默這個隱私公佈出來，起碼要說明我不是人們一般意義上想象的那種“幽默的人”，這樣，我就不至於幽默的牙掉了，硬往不幽默的肚子裡咽了。
首先說我在生活中不幽默。我脾氣不好，感情衝動，遇事認真，寧死不屈。我從小就因頂撞父母經常捱打，結婚後對太太不會甜言蜜語，經常惡意挖苦，把對別人太太的蔑視和仇恨發洩到自己婆姨身上。對剛剛三歲的兒子不是呵斥就是打罵，其實他不過是《三字經》背得慢一點而已。打完了還要問：“你說爸爸為什麼要打你？”兒子揮淚答道：“養不教，父之過。苟不教，性乃遷。”在社會上，我疾惡如仇，經常跟售貨員、售票員吵架，幫助弱者報復強者，幫助警察抓壞人，誰要騙我的稿費，我就琢磨著是砸他家的窗戶還是直接砸他的腦袋。
在工作上，我因為從小營養不良，智商不高，一直靠刻苦勤奮來“比學趕幫超”。我現在的工作是文學研究，我一向視文學為很莊嚴很高尚的事情，從未存過遊戲文學的下流心理，連“為藝術而藝術”的人我都為之惋惜，常勸他們走出象牙之塔，投身改革洪流。我自己寫的文字，一向以有立場、有個性自負，所謂的“幽默”，不過是一種“修辭”手段，有時是為了說得含蓄，有時是為了說得精練，有時是為了說得形象，總之，一定是為了一個另外的東西，絕不是為幽默而幽默。我自認為最好的文章，並非那些“幽默”之作。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我希望讀者透過我的“幽默”去知味，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東西，看到我的嚴肅，我的認真，我的固執，我的迂腐，_我的憤激，我的憂傷，總之是看到我的“不幽默”。我這樣說，並非否定幽默本身的藝術價值，而是希望讀者不要買櫝還珠，看看盒子還算漂亮，最好再開啟看看裡面裝的是珠寶還是魔鬼。就比如寫學校生活的那幾篇文章，並不是我為了逗樂瞎編出來的，那就是我真實生活的記錄，連細節都是真實的，我的老同學們讀了都非常感動，還給我補充了不少新的材料。我寫它們無非是懷念一種東西，弘揚一種東西，這同時當然就意味著拒斥某種東西，批判某種東西。到處都有讀者問“毛嘉現在在哪兒？”“頭猛現在幹什麼？”如果沒有嚴肅和純真在裡面，我想再逗樂的“幽默”也會過目便忘的。
有些評論把我和錢鍾書、馬克·吐溫比，這些善意的比較實在是害我，使我受到了不少的背後嘲罵和暗中懷恨。其實我是比不了他們的。我最敬仰魯迅的文字，但我一輩子也學不到。錢鍾書的博學和機智也是我學不到的，但他的幽默在立場問題上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想學他老人家。至於林語堂、梁實秋，我坦白地說一句：不喜歡。我真心想學習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的代表作恰恰是並不幽默的、讓人落淚的《駱駝祥子》。還有活著的王蒙和王朔，他們的作品也是以不幽默的更好。立志幽默的人，往往容易成為別人幽默的物件。所以我立志要嚴肅，非常“幽默”的嚴肅。當劊子手的子彈沒有打中牛虻的心臟時，牛虻捂著傷口說：小夥子，沉著點，瞄準了打。你認為這是幽默嗎？朋友，請你意識到這是一種“不幽默”吧，因為只有意識到這一點，你才會穿透語言的迷霧，在“嚴肅”與“幽默”之間，自由地翱翔。一時達不到這個境界也不要緊，只要你首先記住這句話：
我不幽默。
（此文發表於《中華讀書報》1999年3月10日，此後指定作者寫幽默文章者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