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魯迅的一些雜文，倘若不事先知道是出自“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的手筆，麼一定會有不少人視之為一個偏激的老頭子所發洩的種種氣話。的確，魯迅的許多主張未免太驚世駭俗了一點，若不深刻體會其產生背景與具體內容，說它是偏激之論，毫不奇怪。例如胡適等發起的“青年必讀書”，名流哲士皆趁此推薦自以為精英之作，獨有魯迅來了個“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然後在附註中卻乾脆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此論一出，如石擊水，毀聲四起，不少學者挺身出來“糾偏”。那些“公允”之論，不能不說言之有理，恰如其分。但以魯迅之才博古今，學貫中西，何以不解此中之理？實際上，魯迅何以不曉得應該既有本國的深厚文化素養，又有廣博的世界文化知識，然後才能這個那個。想當初陳獨秀胡適之大興白話文運動、文學革命初起之時，他們何以不知文言也自有其精華，白話也自有其糟粕。然而，他們卻一口咬定非要結果了文言的老命不可。“《嘗試集》裡本來沒有一首是詩”（成仿吾《詩之防禦戰〉》，見《新文學大系》二集319頁），然而他們卻硬著頭皮作下去，新詩終於蔚成大觀，引而廣之，五四時期的許多主張，都或多或少地難免偏激，“推翻文言”，“廢除漢字”，“打倒舊戲曲”……哪一個是完全正確呢？然而歷史的轍印證實了，當初倘沒有這些偏激，就絕對不會發展到後來的正途。正如一駟戰車，有兩匹駑馬向左把車拉偏了，另外的兩匹自執公允地繼續向正前跑，那麼車子只能是一路偏馳下去，直至傾覆。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極端對極端，暫時也偏激一下，把車子向右猛拉。這樣做，雖然偏激的兩方都受了損傷，但隨著車子的漸趨正軌，雙方又會合到一路了。
魯迅等人就是洞察了這歷史的趨勢，他們肩起了時代的重負，向著與頑固勢力相反的方向竭力拉去，全然不顧腳下也會踏死一些花兒草兒。他們知道或許會有若干傳統的精品會因此無辜地毀傷，但投鼠忌器就會縱鼠貽患，於是他們懷著對變革時代玉石俱焚的巨大痛楚，毅然“偏激”下去。一如母親對頑劣子女的一記耳光，心中滿懷著易其劣志的熱望，手上卻不免感到隱隱的痛楚。瞭解了這番道理，我們才能進一步深刻理解五四時為什麼從全盤到區域性都帶給後人一種“全盤否定”的誤解。這實在是民族危亡逼得他們不得不採取痛心的偏激。歷史的趨向幾乎從未有過標準的正前方，所以時時要有“偏激”的人們出來矯正它的航向。既然魯迅的思想作為“民族魂”籠罩到我們的今天，那麼，今天的一切變革是否需要看一看，與五四那時相比，情勢如何呢？要不要懷著那種清醒的偏激，把痛心的惋惜化為蹙眉的一笑，徑直走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