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日益成為一門顯學，是與這一學科中幾代大宗師級的學者的披瀝墾拓分不。開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說創業一代的王瑤先生多表現出一種名士風度，唐先生多表現出一種詩人風骨，而承後一代的嚴家炎先生，則多表現出一種儒者風範。
嚴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於上海寶山。早在吳淞中學時期，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學作品。1950年人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後到安徽做過四期土改工作，曾發動農民建立互助組，開展生產救災。對農民生活和農村工作的實際體會和深切瞭解，為他日後在農民題材文學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寬厚的基礎。嚴先生曾任職安徽省委組織部，1952年任安徽銅官山礦務局秘書和辦公室副主任。—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已經涉足了社會生活的幾大重要領域，這也許是他日後“最傾心”於小說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說：“在各種文學樣式裡，小說最便於表現古今中外人類社會的複雜內容。而要評論小說作品，最緊要也是最困難之處，便是體察人情，體察生活。”
帶著這種豐富的體察積累，嚴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從此開始了他的學者生涯。從最初的評論文章起，嚴先生就堅持“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原則，對陳腔濫調、空洞無物的文風保持著清醒的警惕。即便在為《文藝報》做業餘評論員，需要寫一些“命題作文”時，他仍然“堅持先以普通讀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鬆的情況下將作品欣賞一遍”，“以便為整個批評建立比較牢靠的基礎”。西方的美學理論稱此為所謂用“奧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先入之見的胡塞爾現象學意義上的“純閱讀”，而嚴家炎先生則是懷著嚴肅的責任感、使命感這樣做的。從I960年任講師，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終堅持“從藝術欣賞入手，在鑑賞的基礎上評論，將直觀的欣賞和理性的分析結合起來，將美學的批評和歷史的批評統一起來”，在情感上的“趁熱打鐵”與理智上的“冷處理”之間找到一個適度的平衡點。而歷史主義的標準則是確定這個平衡點的“唯一正確的標準”？由於捍衛這一標準，嚴家炎先生的學術道路既是堅實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對柳青《創業史》的評論中，嚴先生髮表了一系列充滿卓越史識的獨立見解，遭到全國百餘篇文章的圍攻，餘波延續多年。
而今那些圍攻已然“曲終人不見”，只有嚴先生歷經歲月考驗的不易之論“江上數峰青”。想一想嚴先生初人學苑的那個時代，應該感受到，他不動聲色的文筆中蘊涵著多麼巨大的真理的力量。他60年代與唐鎪共同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曾獲首屆國家優秀教材獎，至今仍是各大專院校的權威教學藍本。要說著作，嚴先生並不算多，厚厚薄薄的也就十餘種，離那些“著作等身”的出書大腕遠著呢。但學術成就是不能用著述數量來評價的，著述的生命力才是根本。
嚴先生除任博士生導師，現為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論組成員、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丁玲研究會會長、中國作協優秀中篇小說評獎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兼分支副主編、北京文聯副主席。1986年曾應邀赴美國斯坦福大學任訪問教授一年，小傳被收入美國《世界五千名人錄》第二版和英國劍橋《國際傳記詞典》第21卷。這樣的知名度，不是時間的流逝自然堆積出來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紮實的學術創見上的。例如，關於五四文學革命，從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並存著資產階級性質和無產階級性質兩種觀點，嚴家炎先生深人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經過細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學革命經歷了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轉變過程這樣一個令人信服的科學見解。當時的嚴先生只有二十三歲。他那種尊重歷史的科學態度和敢講真話的學術勇氣一直持續至今。著名作家蕭乾在讀過嚴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後讚賞道：“我感覺除了作為史家的全面性，作為鑑賞家的客觀性之外，這裡還有一腔俠膽義腸。”的確，嚴先生是最早衝破樊籬，從流派角度研究現代小說的。他還提出現代文學的性質是文學的現代化這樣一個高屋建瓴的理論，相對於過去的反帝反封建說，大大深化了人們從學術本身的角度對現代文學的認識。
此外，嚴先生的主要創見還有：
魯迅小說開闢了多種創作方法的源頭；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在魯迅手中成熟；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是多元的，其現代性在於現代的思想主題獲得了現代的存在形式；解放區文學貢獻與弱點並存；文學流派是時代要求、文學風尚和作家美學追求融合形成的；文藝批評要切忌“跨元批評”；金庸小說帶來了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等。
這些創見不斷推動著現代文學研究進入更新更高的境界，並使之成為整個文學研究格局的中堅。而嚴先生本人的學術境界，則“看似尋常最奇崛”，越玩味越覺得不易概括。一位北大學生贈言給嚴先生道：“我真正懂得實事求是、一絲不苟這兩個成語的含義，是從您的評論文章中”。但除了“三老四嚴”式的平凡樸實之外，嚴先生的文章還具有一種“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氣。若比之於酒，它不是二鍋頭般的剛辣猛烈，不是竹葉青般的綿雅幽深，更不是什麼XO般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是好像茅臺一般的溫厚而純正，飲之但覺神暢而不覺體軟。若比之於棋，它不是武宮正樹“宇宙流”式的天馬行空，不是趙治勳“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般英雄欺人，也不是橋本宇太郎“流水不爭先”的一味好脾氣，而是好像小林光一，著著樸素，步步無華，但著著沒有漏洞，步步充滿偉力，“開頭的切中題旨，中段的嚴密充實，結尾的戛然有力二構成一盤氣韻沉雄的佳局。若比之於武功，它不是降龍十八掌般的威猛無儔，不是太極拳般的陰柔流轉，更不屑使用五花八門的暗器，而只是一套再簡明不過的少林長拳，不瀟灑，不飄逸，不插科打渾玩花樣，但卻底氣充沛，力道如長江大河，綿綿不絕，達到了學術與人格凝為一體的“剛健篤實輝光”的大儒境界。只有心中充滿對真理的信仰，對歷史的關切和對生活的熱愛，才能做到這樣的有傲骨而無傲氣，舉輕若重，處變不驚。所謂“豪華落盡見真淳”，正是這種樸實美與剛正美的統一。
不過，嚴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煉達到的，對“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時難免顯露出“從心所欲”與“不逾矩”之間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點“老來漸於詩律細”的傾向，這也許是學生們有時覺得他要求過於嚴格，以至盛傳他是“嚴加嚴”的原因吧。下面還是讓我們從嚴先生的幾部代表性著作中，去領略一下他沉穩而昂揚的風采。
《知春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副題為&中國現代文學散論”。這雖是作者的第一部論文集，但已鮮明展示出一位成熟學者的大家風範。結集文章二十一篇，三分之二寫於文化大革命前，三分之一寫於新時期初，文革十年一跳而過——可以視為是對那個年代的一種否定吧。經歷了嚴冬的磨鍊和積澱，在知春之際，自有一股蓬勃奮躍的炎炎之勢，這也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嚴加嚴”的力量。
集內文章按論述物件的年代編排。前十篇物件為現代文學，其中寫於文革前的五篇就已顯示出敏銳的洞察力和鑑賞力。除了對《女神》、《故鄉》、《社戲》和“講話”的深入分析與闡釋外，在《5四文學革命的性質問題》一文中，力排眾說，“把文學革命看成一個發展過程，並將五四時期作為新舊民主主義文學的分水嶺”。寫於新時期的五篇則具有顯著的。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特色，梳理澄清了一些學術界長期紛爭困惑的問題。
後十一篇物件為當代文學，其中前五篇分別評論《蔡文姬》、《潘虎》、《我的第一個上級》、《人望幸福樹望春》和《多浪河邊》，表現出五六十年代特有的激情和氣勢。接下來是四篇轟動一時的《創業史》評論，熠熠生輝。最後兩篇寫於新時期，分別評論《創業史》的第二部和《李自成》，筆法謹嚴。該書作為新時期現代文學研究的最早論文集，猶如一枝報春花，預示並引導著這一學科取得累累的果實。
《求實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系《知春集》之姊妹編，表面似取“春華秋實”之意，內中“最主要的，還因為集子中的文章乃是求實精神的產物”。收文章十八篇。第一組五篇，綜合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方向、研究方法、評價標準等問題，對該學科在新時期的繁榮興盛具有高瞻遠矚的指導意義。第二組六篇，是有關魯迅的研究和考據文章，視野闊，開掘深，提出了若干歷史性的理論命題。第三組七篇，分別論述徐志摩、郭沫若、茅盾、丁玲等重要作家作品及現代文學中的有關創作問題，其“從歷史實際出發，還事物本來面目”的精神對80年代現代文學研究具有極大的啟發和示範意義。
本書獲北京首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李何林先生稱其為“針對多年來‘左’的看法作總結，並提出了許多創見的第一本書”。書前有唐搜序，書後有作者跋。
《論現代小說與文藝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書分三組，第一組圍繞現代小說流派展開系列論述。在用三篇文章勾勒現代小說全貌之後，用五篇文章進行流派專論。按現代小說發展軌跡，著重從流派、風格方面作分析介紹，其中尤以對現代派小說的分析見長。這些論述是在開設“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專題課基礎上提煉出來的，該專題為海內外學者共同矚目，聽課者奔走相告，盛況空前。
第二組是作家作品論。兩篇介紹早期鄉土派小說重要作家彭家煌，引起了對該作家的重新重視。論述新感覺派、《現代》雜誌和施蟄存的幾篇文章，是對第一組的一點補充。在介紹了社會分析派作家吳組緗之後，用三篇文章評價了姚雪垠及其力作《李自成》。由於是在“閱讀了百餘萬字的近二十種史籍，做了大量筆記”的基礎上進行的紮實研究，見解深入，功力厚實，在學術界贏得了相當高的評價。
第三組六篇文章結合各時期文藝論爭，表現了對各種文藝思潮的態度，並在歷史和美學統一的基礎上對作家作品作出價值判斷。最後一篇《回憶·感想·希望》及作者跋對了解作者有一定幫助。
《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除緒論和結束語外，分八章論述了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八大小說流派——魯迅、文學研究會影響下的鄉土小說，創造社影響下的自我小說，太陽社與後期創造社的“革命小說”，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小說，社會剖析派小說，京派小說，七月派小說以及後期浪漫派小說。書和附錄論文一篇，對“跨元批評”現象進行了反思。
在緒論中，作者從時間和性質兩方面對“現代”概念進行了界定，並由此將中國現代小說分為十大流派、三大思潮。認為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這三種思潮、三條線索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相互扭結、對抗又相互滲透、組合，構成了許多小說流派的變遷發展。
本書獲國家級優秀教材獎。由於取得了大面積的突破性成就，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讚譽。1995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該書的精裝本。
《世紀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系“本世紀中國小說的一本論文集”。共收文章二十四篇，前十六篇側重論述20世紀中國小說的主體色調、發展趨向、創作方法、思潮流派及一些重要的小說現象，後八篇則透過學科狀況的回顧，集中探討了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作者認為，文學只有優劣之分，無所謂“過時”或“不過時”，不能認為現代主義的東西一定比現實主義的好，“關鍵在於作家有沒有那種與真知灼見融合在一起的真切深刻的人生體驗和獨特過人的文學才華”。對文學上的各種主義，應該採取相容幷包的態度，反對“跨元批評”。在相當於後記的《文學前途之我見》中，面對90年代以來文學所面臨的商品化和政治化這兩大話題，作者強調，文學要保持獨立，提倡獻身，拿出精品。一以貫之的質樸文風中顯露出一股“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浩然氣概。
（此文尚未全部寫完，姑且“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