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並沒有在江邊自刎。
這並不是那出戏。想那虞姬，誑得霸王佩劍。自刎以斷情。霸王逃至烏江，亭長駕船相迎，他不肯渡江。蓋自會稽起義，有八千子弟相從，至此無一生還，實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現實中，霸王卻毫不後顧，渡江去了。他沒有自刎，他沒有為國而死。因為這“國”，不要他。但過了烏江渡口，那又如何呢？大時代有大時代的命運，末路的霸王，還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著？留得青山在，已經沒柴燒。
“別姬”唱到末段，便是“暑去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喂，是不是買？要什麼牌子？”那電器鋪子的職員見小樓專注地看電視，馬上過來用這種招式趕客，以免他們佔住門口一席位。
“對不起，看看吧。”寄人籬下，小樓只好識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這熱鬧繽紛的偉大節目，所以小樓走前一點，又在一間涼茶鋪前駐足，與一大群好事之徒仔細追認。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幫”這審訊特輯，許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視率最高之電視節目了。江青，舉世矚目，昂首上庭，她說：“革命是一個階級試圖推翻另一個階級而採用的暴力。”她說：“我，與毛主席共患難，戰爭時，在前線，惟一留在他身邊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們都躲到哪裡去啦？”她說：“我只有一個頭，拿去吧！”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她說：“記不起！”她說：“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這戲明顯地經過彩排剪輯。江青受審的時候是六十六歲。一般六十六歲的老人，若不是因為她，和她背後的偉人，應該含飴弄孫靜享晚年，不過，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個海，並無切膚之痛，只見老婦人火爆，都鼓起掌來。
“譁！這婆娘好凶！”
“喂，給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謝謝！你慢用！”
小樓落寞地，退出場子。塵滿面鬢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輛“回廠”的電車，駛過小樓身畔。
小樓傾盡所有，竭盡所能逃來香港。最初他便是在電車公司上班。勞改令他的身子粗壯，可以挨更抵夜。
在這美麗的香港，華燈初上，電車悠悠地自上環駛向跑馬地。叮鈴的響聲，寂寞的夜，車軌一望無際，人和車都不敢逾越。
“回廠”的電車到了總站，換往另一路軌行駛時，需用長竹竿把電纜從這頭駁過那頭。扎著馬步，持著長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當年曾踏開四平大馬的霸王。可是他勉強支撐，有點抖，來回了數番，終於才亮了燈，車才叮叮地開走。由一條路軌，轉至別一條路軌。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賴以過活的，是他以前駕駛電車的同事，兒子申請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層物業隱瞞不報，在未處置之前，找小樓看屋，給他一點錢。小樓申請公共援助，又把這情況隱瞞不報，於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發有外快，社會福利署便會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點看不起自己。
但營營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倆，好騙政府少許補助。像穴居的蟲兒，偶爾把頭伸出來，馬上縮回去；不縮回去，連穴也沒有。而香港，正是一個窮和窄的地方，窮和窄，都是自“穴”字開始。
小樓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樂裡附近。他喜歡“天樂裡”。他記得，剛解放那年，他與蝶衣粉墨登場，在天橋，天樂戲院。大張的戲報，大紅底，灑著碎金點，書了斗大的“霸王別姬”。天橋、變戲法、說書場、大力丸、拉洋片、餛飩、豆汁、小棗粽子、吹糖人、茶館……但小樓，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壞了，從此沒再唱過半句戲。見到天樂兩個字，只傻呼呼地笑了。多親切。
樓下還有警察抽查身份證。剛檢視完一個飛型青年，便把他喚住：
“阿伯，身份證。”
小樓趕忙掏出來，恭敬珍重地遞上。他指點著：
“阿sir，我是綠印的！”
八二年開始，香港政府為遏止偷渡熱潮，實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樓的“綠印”，令他與別不同，胸有成竹。他來得夠早，那時，只要一逃進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個小胖子敲鐵閘，小樓過去開閘，讓他進來。小胖子才讀四年級，他喜歡過來隔壁這個老伯的空屋中玩龜。
今天不見了那龜。
小胖子問：“上海佬，龜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樓用半鹹淡的廣東話強調，“我講過很多遍，我是北京來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麼不同？”
小樓無法解釋，他有他的驕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龜呢？”
他環視小樓的空屋。一張枯藤椅，一張木板床，床腳斷了一截，卻沒有倒塌，啊！原來小樓捉了那隻龜，墊著床腳，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頂著，活著，支撐著整張床。
龜旁有一小碟飯和水。
“有沒有攪錯？”小胖子大叫，“它會死的！”
他懶得同小孩談論生死。本身沒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慣見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邊時，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間，傳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鬥爭，目睹有人雙腿被鋸斷，滿口牙齒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樓想，北洋、民國、日治、國共內戰、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風、反右、三年自然災害……到了“文革”，中國死了多少人？中國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緣慳福薄的民族。蠢！總是不知就裡地，自己的骷髏便成了王者寶座的墊腳石——但不要緊，小孩一個個被生下來，時間無邊無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億算什麼？荒廢了十年算什麼？小樓面對小孩鮮嫩的歲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畢竟還沒死。
“很悶呀，沒好玩的，我走了。”連小孩也跑掉。
還是香港的小孩幸福。小樓望著這個無禮但又活潑的小胖子。他懂什麼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聽說打倒“四人幫”之後，北京的小學生被教育著，上體育課，是用石塊扔擲一些稻草人，上面畫著江青的像。小孩扔擲得很興奮——但，“萬一”江青若干年後被“平反”了，這些小孩，豈非又做“錯”了？
大人都喜歡假借小孩的力量來洩憤。這是新中國的教育方針。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興的時候，來教小樓玩一種電子遊戲機，是一個傻瓜千方百計要走入一間屋子內，在投奔的過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錘、鋸等雜物，中了頭顱，他就一命嗚呼。但有三次“死”的機會——多像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
小樓手指不甚靈活，總是很快便玩完了。“一聽到音樂聲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這樣地嘲笑他。
音樂？對了，他很久很久，沒聽過任何音樂了。他殘餘的生命中，再也沒有音樂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長，怎麼也過不完。
幸好他擁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電車。他愛上游車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這種胡琴上弦動的節奏，才適合他“天亡我楚，非戰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霧溼而不快。
小樓為了謀殺時間，由灣仔坐到筲箕灣。途經北角新光戲院，正在換畫片，又有表演團訪港了。他沒留神。後來由筲箕灣坐回灣仔。自昏暈的玻璃外望，十分驚愕——
“程蝶衣”。
他赫然見到這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