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對“最前面”這幾個字似乎很滿意，立刻站了過去，指揮其他的人排了起來。
我面對著他們，很奇怪，聲音沒有從喉嚨裡出來，是從胸腔裡來的，這個聲音比我平常的聲音要低要慢，像個三四十歲女人的聲音，有點像……我媽的聲音：“我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客觀記錄這個村子裡的實際選舉情況，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有零散的聲音，其他人不說話。
“選舉是嚴肅的事情，請負責任地表達。”我用了書面語，再問：“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他們齊聲大喊。
“現在請你們舉手表決，支援王玉峰的請舉起手。”王玉峰是他們一方的候選人。
都舉起了手。
我緩慢地清點，在這種電視上才有的正式口氣裡，現場寂靜無聲：“……二十三，二十四，好，請把這個數字記錄下來，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老窯頭村，二十四人參與，二十四人舉手，二十四人支援王玉峰當選。”
“現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這種口氣對人說話。
所有人馴順地放下。
“原地，”我說，“解散。”
“譁”一下，都散了，帶著滿意的神情。
最練人的都是遭遇戰。
偷拍機派上了用場，但歲數跟我差不多，沒有專門的話筒，機身已經老得不行了，轉起來“嘎啦嘎啦”響，錄下來的都是它自己轉的聲音。用的是老式磁帶，過一會兒就得換帶子。磁頭接觸不良，只能拿膠布貼上，每過十分鐘，就得神經質地去看一趟到底錄上了沒有。偷拍的時候，我只要看到攝像席鳴臉色一變，站起身說“請問洗手間在哪裡”，就知道話筒又掉了，只能向對方解釋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產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鐘，回來一聽，只有電流聲，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見我，叫得很親熱：“姐，你怎麼又來了？”讓人難受的，不是冒風險，而是面對這個熱情，還得把問過的問題變著法再問一遍，還不能讓他起疑心——哪本教科書上教這個？
也有丟人的時候，有次去重慶調查公交車連續事故，拿著這機器去交警隊，他們說事故調查報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著，席鳴把報告拿過來，裝模作樣地看，拿夾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機晃著拍。
交警隊政委託著腮幫子看了我們一會兒，一臉憐憫，忍不住說：“你們這個機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們的借給你吧。”
但關鍵時候，它還是能頂上的。在深圳，老範和我去調查外貿詐騙公司，公司老總拖住我們，進屋打了個電話。十幾分鍾後上來七八個人，都是平頭，黑T恤，大金鍊子，肚子走在人前頭：“哪兒來的？”我跟老範對視一眼，想的一樣：老大，換換行頭嘛，這套已經過時了呀。
金鍊子問我：“你們幹嘛的？”
“記者。”
“來幹什麼？”
“接到新聞線索來調查。”我看了一眼攝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誰給你的線索？”他肚子快頂著人了。
“觀眾。”我問他：“您是誰？”
他愣了一下。
“誰讓您來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聞線索的人說過，這些黑社會背景的人有槍，他見過。但我知道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傷害我們，只是要趕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當場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來。
扯平
這一小會兒，經理已經在掩護下撤退了，他們也準備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盡主人之誼，客氣送他們到電梯口：“知道經理去了哪兒告訴我們一聲。”他們相互對視，哈哈大笑，電梯關上了。
以前這些可能被視為無關的花絮舍掉，老範編輯時把這段和《無間道》裡的電梯鏡頭對接，我問熬夜編片感覺如何，她說“太快樂了”。
做調查性報道，出發時能不能做成沒一點著落，回來後能不能播出沒一點把握，但出差回到辦公室圍坐一圈，攝像老陳強給我們泡鐵觀音，一把壺摸得油亮油亮，銀白的水高拋一線，燙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綠的茶葉在沸水下寸寸掙開赭紅的邊。他慢悠悠地說：“你看玩電腦遊戲的孩子，什麼時候說過自己累？有樂趣的人從不說累。”
這工作跟剝筍一樣，一層一層，把女學生式的怯弱剝掉了，你不得不作出決斷，躲開追趕，藏起帶子，坐在各種會議室裡，吹著塑膠杯托里綠茶上的內沫，互相摸虛實，探真假，連說帶笑語帶機鋒，還不能拉下臉。
在河北時有位副縣長，上來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靜吧。”
“喲，柴主任不給面子。”
“叫柴記者吧。”
“柴主任是央視名記呀，那就叫柴記吧。”
“名記”這兩個字加一個重音，桌上的幾個男人都撲哧笑了，擠眉弄眼。
到了採訪現場，我採訪的是他下屬，結束後，旁觀的他又上來按我的肩膀：“柴記，別起來別起來，坐在椅子上跟我合個影。”
他幾個下屬拿著相機說：“來來，美女，照一個。”我說：“請坐。”
他在對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記，別那麼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