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之名始於西周，又名大學。漢初，武帝劉徹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於京師長安設立太學，經王莽之亂後，太學零落，等到光武帝劉秀稱帝后，戎馬未歇，即先興文教，於建武五年，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太學。
永建元年，順帝劉保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耗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開始大肆招攬生源，所招學生稱之為太學生。
當今天下承平已久，遊學增盛，洛陽的太學生人數更是多至三萬人。
這幾日，由於二篇半《尚書》佚文在太學的傳開，讓所有的太學生們都為之振奮。還未等五經博士確認，諸生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開始研究其內容。
“此篇《保訓》其內容述及上古之事，又為說教之形式，正是訓誡的問題。其中蘊含著‘中道’和‘陰陽和諧’的觀念，真乃不可多得的佳篇。”
“兄所言甚得吾意，但是吾更愛《厚父》，篇中有關‘天命’、‘德’、‘民’等敘述，人深省，吾讀《周易》和《道德經》時，常有疑問，近日讀過《厚父》之後，茅塞頓開，大有感悟。”
“兩位仁兄言之有理，不過對吾震撼最深還是《封許之命》中周文王對許國之君的囑託惟就章爾慮，祗敬爾猷，以永厚周邦。從此言，我們不難看出，周得民心，而天命在周。”
……
外面太學生議論得如此熱鬧，學院深處的一處宅院中，十四位五經博士聚在一起商討處理辦法。
五經博士，漢初武帝時立，每一經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干“師說”，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確定了十四家博士。
《漢書》雲“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這十四家都屬於今文經學，其官學地位一直保持到現在，由此而產生的十四位五經博士也都是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
《漢書》雲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於是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
今洛陽太學的《易》博士有四位，分別是陳留東昏的劉昆後人劉樸專研《施氏易》，南陽育陽的窪丹後人窪度專研《孟氏易》，汝南平輿的戴憑後人戴傅專研《京氏易》，潁川鄢陵的張興後人張慎專研《梁丘易》。
《漢書》雲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今洛陽太學的《尚書》博士有三位，分別樂安臨濟的牟長後人牟御精於《歐陽尚書》，北海安丘的牟融後人牟燮精於《大夏侯尚書》，東海蘭陵的王良後人王繁精於《小夏侯尚書》。
《漢書》雲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
今洛陽太學的《詩》博士有三位，分別是任城魏應的後人魏琨精通《魯詩》，琅邪東武的伏恭後人伏韜精通《齊詩》，淮陽薛漢的後人薛昭精通《韓詩》。
書雲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後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兩家皆立博士。
今洛陽太學的《禮》博士有兩位，分別是梁國睢陽的戴勝後人戴機研習四十九篇《小戴禮記》，梁國睢陽的戴德後人戴演研習八十五篇《大戴禮記》。
書雲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贏公，贏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兩家皆立博士。
今洛陽太學的《春秋》博士有兩位，分別是山陽東緡的丁恭後人丁衡致學《公羊嚴氏春秋》，河內河陽的張玄後人張侖致學《顏氏春秋》。
總結一下，此時洛陽太學的五經十四博士就是以下這些人。
《易》博士劉樸、窪度、戴傅、張慎。
《尚書》博士牟御、牟燮、王繁。
《詩》博士魏琨、伏韜、薛昭。
《禮》博士戴機、戴演。
《春秋》博士丁衡、張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