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開始也是想‘禮’一波的：他帶頭捐出了自己的少府（小金庫），然後期待著這些掌握大量財富的商賈，能主動為國捐一波軍費。
然而，毫無動靜。
白捐了自己私房錢的漢武帝：好的，朕的敬酒不吃，那就吃罰酒吧。
很快，在桑弘羊和張湯的一併籌劃下，漢武帝出臺了‘算緡令’，商人每兩千文中要交一百二十文的稅（因漢代一百二十文是一算，故名‘算緡令’）。
不但銀錢要交百分之六的稅，而且商戶家的車、船也都要抽稅。
百分之六的稅率，其實並不高。但人性多半如此：如果一開始，只拿到百分之九十四的錢，其實也就算了。
但如果錢已經百分百到了自己手裡，再交出去百分之六，尤其是按財富總數來說，百分之六又是一筆不小的款項，那很多人就不捨得了。
正如此時世家。
對他們來說，哪怕心知肚明是違背律法的。但這些土地已經侵佔到手了，再讓他們主動吐出來，就不捨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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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利益真是世界上最實在的東西，什麼禮法、道理、大義，甚至律法，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往往只有少數人把持得住，會遵守。
因此哪怕是漢武帝之皇威，在出臺了算緡令後，一開始也並未收到多少銀錢：畢竟漢代也沒什麼透明的收入記錄系統，都靠商戶自己報收入交稅。因此，富商們多‘藏匿其財’，不肯按數交錢。
藏匿真實錢財數目，不肯主動交百分之六是吧？
於是在算緡令之後，漢武帝很快跟上了‘告緡令’——鼓勵揭發，如果被揭發了‘隱藏財產’的富戶，就直接沒收全部家產，還分給告發的人一半！
人民群眾的力量是偉大的，何況還有鉅額獎勵。
於是很快，隱匿錢財的富商巨賈之家，均被告發，效果斐然：“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1]
針對世家量身定做一版告緡令。這就是姜沃給他們準備的第二道大菜——比起來，滕王只屬於標誌性前菜。
只有滕王先站出來揭發幾家，才會有人敢於繼續揭發：有了帶頭的，就不怕沒有後來者。
不過，姜沃今日要教給婉兒的，並非是她早就學過的漢武帝政令之一，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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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兒已經讀過《史記·平準書》，覺得告緡令如何？”
婉兒認真想了想，先將告緡令使國庫充盈等看得見的好處說出來，之後又道其弊：“可亦如司馬公所言，自此後，民多以舉告得財易，‘不事畜藏之產業’。”[1]
確實，告緡令也自有其弊端：檢舉旁人得錢多麼容易，且若是自家辛苦積攢錢財，還怕被人舉告了呢，還不如直接躺平。
因而明明是為了更好的稅收而施行的政令，但長遠來看，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家的經濟和稅收。
告緡令就如同藥。
是藥三分毒，且人也不能長久的拿藥當飯吃。
於是施行數年後，武帝也終究廢除了告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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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沃取出一枚常用來起卦的錢幣，放在婉兒手上，給她看，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
在如銀河落九天的廬山瀑布前，姜沃很認真對她的弟子道：“婉兒，世上沒有一勞永逸之政令，告緡令在武帝當年合用，可解燃眉之急。”充盈了國庫，解決了當時‘官府大空’的窘迫，更為抗匈奴提供了銀錢保障。
“今日師父或許也要拿來用一用。”透過旁人的檢舉告發，令世家好生放放血，畢竟指望他們自覺自願交出侵佔的土地是不可能了。
“但有立竿見影之效，並不代表就是百世不易之法。”
正如婉兒說的，告緡令亦留下了弊端。
姜沃鄭重道：“所以婉兒，不要害怕改變。尤其是不要害怕改變師父的決定。”
姜沃看著眼前的孩子：她相信，將來婉兒也會立在朝堂之上。
自己應該是她的引路人，而不該是阻礙。
師徒名分，有時候天然帶著一種禮法道義的壓制，就像皇帝剛登基時，被人各種以‘先帝’諫言，請其無改父之道。
或許將來，也會有人用她來針對婉兒。
姜沃希望，自己不是束縛住婉兒的人。
“婉兒，如果將來，你能改變今時今日師父的各種條例形策，我會很高興的。”
俗話說得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間過去，連滄海都會變為桑田，何況是人世之變。
許多當年推出時大有裨益的政令，或許會逐漸變成陳規陋習。
就像科舉制，從隋唐打破世家壟斷官職選拔人才，到後來的固化，學子們多閉門學經史子集，世事不通。
永樂大帝甚至直接開罵過科舉官員大部分是蠢貨：“歲貢中愚不肖者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可任安民之寄？”[2]
姜沃終於對婉兒說出了那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
“婉兒，師父只能按如今世事，來定今時今日之計。將來的事，交給婉兒好不好？”
不要害怕改變，不要宥於先人之言。
這才是她想教給婉兒的，遠比‘告緡令’這項政令，甚至比她此番整飭世家更重要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