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臟減壓最早見於17世紀，一位名叫里奧拉納斯的外科醫生選擇從正面切開心包。為此他不僅需要用小刀切開病人的面板，還需要給胸骨打孔，步驟異常繁瑣。
但因為沒有麻醉，手術過程很快就完成了。
結局如何已不可考，唯一明確的是給心臟減壓的手術就這麼流傳了下來。即使出現了創傷更小的經皮穿刺術，切開減壓也能以心包壓塞最後處理手段的姿態，出現在外科治療的專案之中。
甚至在2o世紀早期，心包切開引流因為視野暴露全面等問題，安全性要高於經皮盲穿的心包穿刺。這種情況直到影像學崛起，併成為外科重要支撐後才得以改善。
但如此有效的心包切開引流術並不是常規手術，真正願意做這個手術的外科醫生非常少。
主要原因為兩點。
第一點在於極少人瞭解的外傷時血液的凝固機制。
血液經心臟破口外溢到心包腔內，立刻就會啟動凝血程式，不需要太久就能形成一團凝固的血凝塊。而對於這一過程的現和確定，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從1842年現血小板後，生理學家們前赴後繼用了百年時間6續現纖維蛋白、纖維蛋白原、凝血酶、凝血酶原【1】
醫學是一個由多種知識堆積而成的學科，看似內外科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但任何一個分支的展都受限於整體知識的展水平。
1866年的奧地利自然沒人理解血液為什麼會凝固，也沒人知道血液什麼時候會凝固。能瞭解症狀並診斷心包積液的醫生雖然有，但數量極為有限，而敢於在診斷之後執行穿刺手術的人就更少了。
如果在穿刺之後現沒能回抽出血液，那所有人都會選擇放棄。
他們會像剛才那些外科醫生那樣質疑自己的判斷，以為傷員並沒有出現心包壓塞。即使診斷明確，他們也會質疑自己的穿刺技術，認為沒能穿刺出血液是刺入的位置不對。
第二點在於心臟手術的禁忌性。
就算再權威的外科醫生都得承認，心臟外傷存活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勉強給心臟做了手術，也會引一系列問題，比如術中大出血和難以預防的術後嚴重並症。
而術後的出血本身也有可能形成新的心包積液，讓手術成為無用功。
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給心包做切開手術被認為是一件愚蠢的選擇，這種主流看法左右著外科醫生的決定。卡維現在都不需要回維也納，手術室裡就能聽到類似的反對聲音。
“你要給心包做引流？這真的合適麼？”
“心臟可不是腹腔，切開心包會帶來難以預估的風險。”
這些還只是小打小鬧，真正讓卡維覺得麻煩的還是比爾羅特。
這位虔誠的奧地利天主教徒就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室一樣，對心臟有著極其特殊的信仰“心臟是人的靈魂居所，在心臟上動手術室對外科藝術的褻瀆！”
卡維？？？
“我不是第一個切開心包腔的外科醫生。從16-17世紀開始，就已經6續有醫生這麼幹過了。”卡維站在手術檯邊，一邊確認生命體徵一邊尋找手術切口位置，“褻瀆就褻瀆吧，只要傷員能活下去就行。”
“不！你不懂！”比爾羅特勸道，“那些企圖在心臟上做手術的外科醫生，最後都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你可以去翻翻醫學史，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沒能留下名字。”
“我對能不能留下名字沒興趣。”卡維說道，“手術有跡可循，並且對傷員有益，我自然要試一試！”
比爾羅特長嘆了口氣，心中滿是無奈。要是放在四個月前，他或許還能用外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和對外科手術的自信，和卡維據理力爭，但現在他已經失去了這麼做的底氣，只能站在一旁直搖頭。
他的退卻並沒有改變周圍醫生的態度，在比爾羅特的帶頭下，其他反對聲音漸起。不過他們並沒有從玄學角度考慮，而是站在了更為理性的角度思考問題
“即使有跡可循也非常危險！”
“現在傷員的生命體徵並不危急，而且在麻醉之前他意識也算清醒，這應該不是心臟手術的指徵吧？”
“但心包壓塞的診斷沒問題。”卡維仍在解釋，“不管怎麼說，我需要開啟他的心包，去掉積壓在心包腔裡的血凝塊。”
“有沒有可能，我只是說可能，心包壓塞可以自行緩解？血凝塊可能會被自行吸收掉，之前已經有生理學家做過解釋。換個角度考慮，那些接受了手術的病人或者傷員，都沒有好結果，不如選擇內科方向的保守治療。”
“他們手術後的結果不好，那是因為病人情況太過嚴重。而且手術沒有做好消毒工作，死因並非手術本身，而是術後引起的嚴重化膿性心包炎。”
“可一旦手術失敗.”
卡維回頭看向那幾位還在勸他罷手的醫生“我已經決定了。”
他從來不是一個喜歡解釋的人，尤其在下了決定之後，解釋無非是幫助對方進一步接受事實罷了。可要是對方堅持不接受，那卡維也會選擇放棄解釋。
自從當上外急主任後他就變得越頑固，除非有家屬出面叫停，否則決定好的手術沒人能攔下。
現在他的權力空前高漲，早就對這些建議失去了耐心。況且羅熱里尼的情況本來就特殊，能堅持到現在的心臟火器傷極其稀少，其中運氣佔了很大的比重，如果放棄，下次想要遇到這樣的傷員不知道得等到什麼時候。
診斷明確，傷口應該位於左心室，從傷情展的度來看破口並不大，傷員的症狀越來越明顯，生命體徵卻相對穩定，又在後勤準備最好的奧爾米茨要塞總醫院
按照現代軍事醫學的做法，這樣的傷員應該第一時間開胸做心包切開+心臟修補。
卡維也是這麼考慮的。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