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還沒出聲。沉默有時候就是抵抗。
藍先生一點沒感到難堪，回頭囑咐兩位工友把各色的小旗分給每個學生一面。無語的，不得已的，大家把小旗接過去。旗子散完，藍先生告訴瑞豐：“出發！”
瑞豐跑了兩步，把校旗拿過來，開啟。那是一面長方的，比天上的藍色稍深一點的藍綢旗。沒有鑲邊，沒有綴穗，這是面素淨而大方的旗子；正當中有一行用白緞子剪刻的字。
校旗展開，學生都自動的立正，把頭抬起來。大家好象是表示：教我們去就夠了，似乎不必再教代表著全校的旗幟去受汙辱吧！這點沒有明說出來的意思馬上表面化了——瑞豐把旗子交給排頭，排頭沒有搖頭，也沒有出聲，而只堅決的不肯接受。這是個十五歲而發育得很高很大的，重眉毛胖臉的，誠實得有點傻氣的，學生。他的眼角窩著一顆很大的淚，腮上漲得通紅，很困難的呼吸著，雙手用力的往下垂。他的全身都表示出：假若有人強迫他拿那杆藍旗，他會拚命！
瑞豐看出來胖學生的不好惹，趕緊把旗子向胖子背後的人遞，也同樣的遇到拒絕。瑞豐僵在了那裡，心中有點氣而不敢發作。好象有一股電流似的一直通到排尾，極快的大家都知道了兩個排頭的舉動。照舊的不出聲，大家一致的把臉板起來，表示誰也不肯接受校旗。瑞豐的小眼珠由排頭溜到排尾，看出來在那些死板板的臉孔下都藏著一股怒氣；假若有人不識時務的去戳弄，那股怒氣會象炸彈似的炸開，把他與藍東陽都炸得粉碎。他木在那裡。那而校旗象有毒似的他不願意拿著，而別人也不願意接過去。
藍先生偏著點臉，也看清自己在此刻萬不可以發威。他告訴一位工友：“你去打旗！兩塊錢的酒錢！”
這是個已快五十歲的工友。在這裡，他已一氣服務過十五年。在職務上，他不過是工友。在維持學校的風紀上，他的功勞實在不亞於一位盡心的訓導員。以他服務多年的資格，他對教員與學生往往敢說出使他們愧悔的忠言。他的忠告，有時候足以調解了兩三個人的糾紛，有時候甚至於把一場風潮從暗中撲滅。大家都敬愛他，他也愛這個學校——校長，教員，學生，都年年有變動，只有他老在這裡。
今天，論年紀，資格，都不該叫老姚——那位老工友——打旗，跑那麼遠的路。老姚心裡對慶祝保定陷落也和學生們一樣的難過。聽藍先生派他，他楞了一會兒。他不願意去。可是，他看出來，教員已經和學生為校旗而僵持著，假若他也拒絕打旗，就也許激起一些不快的事兒來。嘆了口氣，他過去把旗子接到手中，低著頭立在隊伍的前面。
現在該瑞豐喊口令了。他向後退著跑了幾步，自己覺得這幾步跑得很有個樣子。跑到適當的距離，他立住，雙腳並齊，從丹田上使力，喊出個很尖很刺耳的“立”字來。他的頭揚起來，脖筋都漲起多高，支援著“立”字的拉長；而後，腳踵離開了地，眼睛很快的閉上，想喊出個很脆很有力的“正”字來。力量確是用了，可是不知怎的“正”字竟會象啞叭爆竹，沒有響。他的小幹臉和脖子都紅起來。他知道學生們一定會笑出聲兒來。他等著他們發笑，沒有旁的辦法。奇怪，他們不但沒有笑聲，連笑意也沒有。他幹嗽了兩下，想敷衍了事的喊個向右轉和齊步走，好教自己下臺。可是他的嗓音彷彿完全丟夫了。他張了張嘴，而沒有聲音出來。
老姚對立正，齊步走，這一套是頗熟習的。看見瑞豐張嘴，他就向右轉，打起旗來，慢慢的走。
學生們跟著老姚慢慢的走，走出操場，走出校門，走出巷口。他們的頭越來越低，手中的小紙旗緊緊的貼著褲子。他們不敢出一聲，也不敢正眼的看街上的人。他們今天是正式的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認自己是亡國奴！
北平特有的秋晴裡走著一隊隊的男女學生——以他們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恥辱！他們沒法子抵抗。他們在不久之前都聽過敵人的炮聲與炸彈聲，都看見過敵人的坦克車隊在大街上示威，他們知道他們的父兄師長都不打算抵抗。他們只能低著頭為敵人去遊行。他們的手中的小旗上寫著“大日本萬歲！”
這最大的恥辱使甚至於還不過十歲的小孩也曉得了沉默，他們的口都被恥辱給封嚴。汽車上，電車上，人力車上，人家與鋪戶的門前，都懸著旗，結著彩，可是北平象死了似的那麼靜寂。一隊隊的低頭不語的小學生走過，這默默的隊伍使整條條的街都登時閉住了氣。在往日，北平的街上有兩條狗打架，也會招來多少人圍著看；或者還有人喊幾聲好。今天，行人都低著頭。鋪戶裡外沒有看熱鬧的。學生的隊伍前面沒有喇叭與銅鼓，領隊的人既不喊一二一，也不吹著哨子，使大家的腳步齊一。大家只是那麼默默的，喪膽遊魂的，慢慢的走。排在隊伍中的不敢往左右看，路上的行人也不敢向隊伍看。他們都曉得今天不是什麼遊行，而是大家頭一次公開的與敵見面，公開的承認敵人是北平的主人！路上的人都曉得：往日的學生遊行多半是向惡勢力表示反抗；他們有時候贊同學生的意見，也有時候不十分滿意學生的舉動；但是不管怎樣，他們知道學生是新的國民，表現著新的力量；學生敢反抗，敢鬧事。今天，學生們卻是到天安門去投降，而他們自己便是學生們的父兄！
瑞豐本是為湊熱鬧來的，他萬沒想到街上會這麼寂寞。才走了一里多路，他就感覺到了疲乏；這不是遊行，而是送殯呢！不，比送殯還更無聊，難堪！雖然他的腦子相當的遲鈍，可是看看街上，再看看學生，他也沒法否認事情大概有點不對！隊伍剛一走入大街的時候，他還跳前跳後，象看羊群的犬似的，表示自己的確有領隊的能力與熱心。為挽救適才在操場中沒有把口號喊好的丟臉，他一邊跳前跳後，還一邊點動著小幹腦袋，喊起一二一，好教大家把腳步放齊，振作振作精神。可是，他白費了力。大家的腳抬不起來。慢慢的，他停止了喊一二一；慢慢的，他也停止了跳前跳後，而只在隊伍的中溜兒老老實實的走；慢慢的，他也低下頭去。他不曉得為什麼自己會這樣了。他愛熱鬧，他一向不懂得什麼叫作嚴肅。可是，今天北平的街上與北平的學生使他第一次低下頭去，感覺到他應該一聲不出。他很後悔參加這次的遊行。他偷眼向前後找藍東陽，已然不見了。他的心中有點發慌。雖然陽光是那麼晴美，街上到處都懸旗結綵，可是他忽然覺得怪可怕！他不知道天安門安排著什麼險惡的埋伏，他只覺得北平的天，北平的地，與北平的人，今天都有點可怕。他沒有多少國家觀念，可是，現在他似乎感到了一點不合適——亡了國的不合適！
迷迷糊糊的走到東四牌樓，他很想偷偷的離開隊伍。可是他又不敢這樣辦，怕藍先生責罵他。他只好硬著頭皮向前走，兩個腿肚子好象要轉筋似的那麼不好受。
這時節，瑞宣正在屋裡對著日曆發楞，今天是雙十節！
他拒絕了參加遊行。於是，無可避免的，他就須聯想到辭職。在學校裡，他是個在盡心教功課而外別無野心的人。雖然在更換教務主任與校長的時節，他常常被大家看成為最有希望的候補人，可是這純粹出於他的資望與人品的感召，而與他自己絲毫不相干；他絕對不肯運動任何人幫忙他作主任或校長。他的盡心教課是目的，不是為達到什麼目的的手段。在教課而外，對於學生團體的活動，只要是學校認為正當的，只要他接到正式的約請，他就必定參加。他以為教育不僅是教給學生一點課本上的知識，而也需要師生間的感情的與人格的接觸。他知道在團體的活動中，他自己不是個愛出風頭的人，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偷懶——他會很冷靜的熱心。在他的心裡他反對學生們的時常出去遊行。可是，每逢遊行，他必定參加，不管他對遊行的目的贊同與否。他以為自己既是教師，就該負看管學生的責任，特別是在學生結隊離開學校的時候。誠然，他的熱心絕不會使他侵犯了校長或任何教員職員的職權，或分外多管些閒事，可是跟著隊伍走動的本身，就叫他心中安適——他應當在學生的左右。假若學生們遇到什麼不幸與危險，他自己必會盡力保護他們。隨著學生平安無事的回來，看著學生都進了校門，他才把心放下。然後，不進校門，便急快的回家——他並不為參加遊行而多用學校一盆水，洗去臉上的灰土。
今天，他沒去參加遊行。他不能去！他不能去大睜白眼的看著男女學生在國慶日向日本旗與日本人鞠躬！可是，從另一方面想，他這是不盡責。他應當辭職。他生平最看不起那些拿著薪金而不負責辦事的人。不過，辭職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並無補於眼前的危難——假若，他想，日本人把學生集合在天安門而施行大屠殺呢？在理智上，他找到許多日本人不致於那麼毒狠的理由，而且也想到：即使有他跟隨著學生，日本人若是要屠殺，他有什麼能力去阻止呢？日本人若用機關槍掃射，他也必死無疑；而他是一家人的家長！思前想後，他決定不了什麼。越決定不了，他就越焦躁；他頭上出了汗。最後，他想到：即使日本人本不想在今天屠殺，焉知道我們的學生中沒有向日本人扔一兩個炸彈的呢？那麼多的學生難道真的就沒有一個有膽氣的？是的，今天在北平投一兩個炸彈也不過象往大海中扔一塊小磚兒；可是，歷史是有節奏的，到時候就必須有很響的一聲鼓或一聲鑼。豪俠義士們便是歷史節奏中的大鑼大鼓。他們的響聲也許在當時沒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時機，那些巨響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鳴顫。那是天地間永久不滅的聲音。想到這裡，他的理智無論如何再也不能控制住情感。不管是生是死，他須到天安門去看看。
披上長袍，他一邊扣著鈕釦，一邊往外疾走，連小順兒的“爸，你上哪兒？”也沒顧得回答！
剛出了大門，他便碰到了小崔——剛剛把車由街上拉回來。瑞宣本不想和小崔打招呼，可是一眼看到了車子，他楞了一下。他要坐小崔的車，不僅是為路相當的遠，也是因心中急躁，不耐煩一步一步的走去。
小崔，在拉著車子的時節，永遠不肯對鄰居們先打招呼，怕是被人誤會他是攬生意。他的車子新，腿快，所以要價兒也高一些。他怕因自己的車價兒高而使鄰居們為難。現在，看祁瑞宣向他一打楞，他先說了話；他是把瑞宣算在坐得起他的車子的階級中的。
“祁先生坐車嗎？要坐的話，我就拉一趟！”沒等瑞宣答話，他絮絮叨叨的說下去，好象心中久已憋得慌了的樣子：“街上光一隊一隊的過學生，碰不著一個坐車子的！學生，幹什麼都是學生，真也有臉！去年，給委員長打旗子游街的是他們；今天，給日本人打旗子游街的又是他們！什麼學生，簡直是誠心找罵！你說是不是？”
瑞宣的臉成了大紅布；假若可能，連頭髮根也都發了紅！他知道小崔罵的是學生，而並非罵他。他也知道小崔的見解並不完全正確，小崔是不會由一件事的各方面都想到而後再下判斷的。雖然這樣，他可是沒法子止住臉紅，小崔罵的是學生，而他祁——瑞宣——便是學生的老師呀！他自己現在也是要上天安門去呀！再說，小崔的見解，不管對與不對恐怕也就是一般人共同的見解，而一般人共同的見解，不管對與不對，是會很快的變成類似信仰的東西的！他不知道是誰——日本人還是中國的漢奸——出的這樣的絕戶主意，教學生們在國慶日到天安門去向敵人磕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書人是小崔們的偶像。讀書人是有腿兒的禮義廉恥，是聖人的門徒。讀書人領頭兒喊抵制日貨，擁護國民政府，還有許多不可解的什麼男女平權，自由獨立……今天，讀書人卻領著頭兒去喊大日本萬歲！
瑞宣極快的想起這些，又極快的止住思索：他須決定是否還到天安門去。假若還去的話，他會坐在車上和小崔談，教小崔知道些學生們的困難與痛苦。可是，他決定了不去。他的話不會說服了小崔，不是因為小崔的腦袋是木頭的，而是因為小崔的帶著感情的判斷恐怕是無可駁倒的，除非今天在會場上有一兩個學生扔出炸彈去；可是，到底有這樣的學生沒有呢？
冠先生，穿著藍緞子硬夾袍，滿面春風的從三號扭了出來。他的眼珠微一移動，就把小崔象米中的一粒細砂似的篩了出去，而把全副的和顏悅色都向瑞宣擺正。
小崔把車放在門口，提起車墊子來。他很納悶為什麼祁瑞宣這樣手足失措的，但又不肯和冠曉荷在一處立著，所以很不高興的走進家門去。
“瑞宣！”冠先生的聲音非常的溫柔親熱。“是不是要到天安門去？這個熱鬧倒還值得一看！要去，我們一道走？”瑞宣願意和小崔談一整天，而不高興和冠曉荷過一句話。小崔恨學生們，冠先生卻愛看學生們的熱鬧。“這……”瑞宣不曉得自己口中說了幾個什麼字，迷迷糊糊的便走了回來，在院中低著頭走。
冠先生並不是去看熱鬧，而是想教日本人看看他。對怎樣加入新民會去，他還沒找到什麼門路。本來想約劉師傅去給弄兩檔兒“玩藝”，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誰知道劉師傅會那麼不知趣，毫不客氣的拒絕了。玩藝兒既獻不上去，他想他至少須教日本人看看他自己。不錯，在逮捕錢默吟的時候，日本憲兵已看見了他。但是，憲兵不過是憲兵，憲兵大概不會放給他差事。今天，在天安門前，必定有一些日本要人，叫要人看見才有作官的希望。
瑞豐和他的隊伍差不多是最早來到天安門的。他預料著，會場四圍必定象開廟會一樣的熱鬧，一群群賣糖食和水果的小販，一群群的紅男綠女，必定沿著四面的紅牆，裡三層外三層的呼喊，擁擠，來回的亂動；在稍遠的地方甚至有照西湖景和變戲法的，敲打著簡單而有吸引力的鑼鼓。他也希望山東面西面和南面，一會兒傳來一線軍樂的聲音，而後，喇叭與銅鼓的聲音越來越大，他能探一探頭便看見一張在空中飄動著的旗子。北平學校的校旗是一校一個樣子，一個顏色，誰也不和誰相同的。在旗子後邊，他喜歡看那耀武揚威的體操教員與那滿身是繩子棒子的童子軍。他特別歡喜那嘀嗒嘀嗒的軍樂，音調雖然簡單，可是足以使他心跳；當他的心這樣跳動的時候，他總覺得自己頗瞭解鐵血主義似的。在他高興而想哼唧的時候，十之八九他是哼唧著軍號的簡單的嗒嘀嗒。
可是，眼前的實在景物與他所期望看到的簡直完全不同。天安門的，太廟的，與社稷壇的紅牆，紅牆前的玉石欄杆，紅牆後的黑綠的老松，都是那麼雄美莊嚴，彷彿來到此處的晴美的陽光都沒法不收斂起一些光芒，好使整個的畫面顯出肅靜。這裡不允許吵鬧與輕佻。高大的天安門面對著高大的正陽門，兩個城樓離得那麼近，同時又象離得極遠。在兩門之間的行人只能覺得自己象個螞蟻那麼小。可憐的瑞豐和他的隊伍，立在西門之間的石路上，好象什麼也不是了似的。瑞豐看不到熱鬧，而只感到由城樓，紅牆，和玉石出來一股子什麼沉重的空氣，壓在他的小細脖頸；他只好低下頭去。為開會，在玉石的橋前已搭好一座簡單的講臺。蓆棚木板的講臺，雖然插滿了大小的旗子，可是顯著非常的寒倫，假若那城樓，石橋，是不朽的東西，這蓆棚好象馬上就可以被一陣風颳得無影無蹤！臺上還沒有人。瑞豐看看空臺，看看城樓，趕緊又低下頭去。他覺得可怕。在秋日的晴光中，城樓上的一個個的黑的眼睛好象極慢極慢的眨動呢！誰敢保，那些黑眼睛裡沒有機關槍呢！他極盼多來些人，好撐滿了廣場，給他仗一些膽氣！慢慢的，從東，西，南，三面都來了些學生。沒有軍鼓軍號，沒有任何聲響，一隊隊的就那麼默默的，無可如何的，走來，立住。車馬已經停止由這裡經過。四外可是沒有趕檔子的小販，也沒有看熱鬧的男女。瑞豐參加過幾次大的追悼會，哪一次也沒有象今天這麼安靜——今天可是慶祝會呀！
學生越來越多了。人雖多，可是仍舊填不滿天安門前的廣場。人越多，那深紅的牆與高大的城樓彷彿也越紅越高，鎮壓下去人的聲勢。人，旗幟，彷彿不過是一些毫無分量的毛羽。而天安門是一座莊嚴美麗的山。巡警，憲兵，也增多起來；他們今天沒有一點威風。他們，在往日，保護過學生，也毆打過學生，今天，他們卻不知如何是好——天安門，學生，日本人，亡國，警察，憲兵，這些連不到一氣的，象夢似的聯到了一氣！懶懶的，羞愧的，他們站在學生一旁，大家都不敢出聲。天安門的莊嚴尊傲使他們沉默，羞愧——多麼體面的城，多麼可恥的人啊！
藍東陽把幹事的綢條還在衣袋裡藏著，不敢掛出來。他立在離學生差不多有半里遠的地方，不敢擠在人群裡。常常欠起一點腳來，他向臺上望，切盼他的上司與日本人來到，好掛出綢條，抖一抖威風。臺上還沒有人。吊起他的眼珠，他向四外尋，希望看見個熟人；找不到，天安門前是多麼大呀，找人和找針一樣的難。象剛停落下來的鳥兒似的，他東張張西望望，心裡極不安。天安門的肅靜和學生的沉默教他害了怕。他那比雞腦子大不了多少的詩心，只會用三五句似通不通的話去幸災樂禍的譏誚某人得了盲腸炎，或嫉妒的攻擊某人得到一百元的稿費。他不能欣賞天安門的莊嚴，也不能瞭解學生們的憤愧與沉默。他只覺得這麼多人而沒有聲音，沒有動作，一定埋藏著什麼禍患，使他心中發顫。
學生們差不多已都把腳站木了，臺上還沒有動靜。他們飢渴，疲倦，可是都不肯出聲，就是那不到十歲的小兒女們也懂得不應當出聲，因為他們知道這是日本人叫他們來開會。他們沒法不來，他們可是恨日本鬼子。一對對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著天安門，那門洞與門樓是多麼高大呀，高大得使他們有點害怕！一對對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著蓆棚，蓆棚上掛著日本旗，還有一面大的，他們不認識的五色旗。他們莫名其妙，這五道兒的旗子是幹什麼的，莫非這就是亡國旗麼？誰知道！他們不敢問老師們，因為老師們今天都低著頭，眼中象含著淚似的。他們也只好低下頭去，用小手輕輕的撕那寫著中日親善等等字樣的紙旗。
學生差不多已到齊，但是天安門前依舊顯著空虛冷落。人多而不熱鬧比無人的靜寂更難堪——甚至於可怕。在大中華的歷史上，沒有過成千上萬的學生在敵人的面前慶祝亡國的事實。在大中華的歷史上，也沒有過成千上萬的學生，立在一處而不出一聲。最不會嚴肅的中國人，今天嚴肅起來。
開會是帶有戲劇性的；臺上的播音機忽然的響了，奏著悲哀陰鬱的日本歌曲。四圍，忽然來了許多持槍的敵兵，遠遠的把會場包圍住。臺上，忽然上來一排人，有穿長袍的中國人，也有武裝的日本人。忽然，帶著綢條的人們——藍東陽在內——象由地裡剛鑽出來的，跳跳鑽鑽的在四處跑。不知是誰設的計，要把大會開得這麼有戲劇性。可是，在天安門前，那偉大莊嚴的天安門前，這點戲劇性沒有得到任何效果。一個小兒向大海狂喊一聲是不會有效果的。那廣播的音樂沒有使天安門前充滿了聲音，而只象遠遠的有人在唸經或悲啼——一種好自殺的民族的悲啼。遠遠的那些兵，在天安門與正陽門的下面，是那麼矮小，好象是一些小的黑黑的寬寬的木棒子；在天安門前任何醜惡的東西都失掉了威風。臺上，那穿長袍的與武裝的，都象些小傀儡，在一些紅紅綠綠的小旗子下，坐著或立著；他們都覺得自己很重要，可是他們除了象傀儡而外，什麼也不象。藍東陽與他的“同志”們，滿以為忽然的掛出綢條，會使自己全身都增加上光彩，而且使別人敬畏他們，可是天安門與學生們只是那麼靜靜的，一動不動，一聲不出，似乎根本沒有理會他們。
一個穿長袍的立起來了，對著擴聲機發言。由機器放大了的聲音，碰到那堅厚的紅牆，碰到那高大的城樓，而後散在那象沒有邊際似的廣場上，只象一些帶著痰的咳嗽。學生們都低著頭，聽不到什麼，也根本不想聽見什麼；他們管那穿長袍而伺候日本人的叫作漢奸。
穿長袍的坐下，立起個武裝的日本人。藍東陽與他的“同志”們，這時候已分頭在各衝要的地方站好，以便“領導”學生。他們拚命的鼓掌，可是在天安門前，他們的掌聲直好象大沙漠上一隻小麻雀在拍動翅膀。他們也示意教學生們鼓掌，學生們都低著頭，沒有任何動作，臺上又發出了那種象小貓打胡嚕的聲音，那個日本武官是用中國話說明日本兵的英勇無敵，可是他完全白費了力，臺下的人聽不見，也不想聽。他的力氣白費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沒法使天安門投降；天安門是那麼大，他自己是那麼小，好象一個猴向峨嵋山示威呢。
一個接著一個，臺上的東洋小木人們都向天安門發出嗡嗡的蚊鳴，都感到不如一陣機關槍把臺下的人掃射干淨倒還痛快。他們也都感到彷彿受了誰的愚弄。那些學生的一聲不出，天安門的莊嚴肅靜，好象都強迫著他們承認自己是幾個猴子，耍著猴子戲。他們在城樓上，玉石橋下面，都埋伏了兵與機關槍，防備意外的襲擊。在臺上，他們還能遠遠的望到會場外圍給他們放哨的兵——看著也象小傀儡。可是，天安門和學生們好象不懂得炸彈與手槍有什麼用處，沉默與淡漠彷彿也是一種武器，一種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
臺上和臺下的幹事們喊了幾句口號。他們的口都張得很大，手舉得很高，可是聲音很小，很不清楚。學生們一聲不出。慶祝保定的勝利？誰不知道保定是用炸彈與毒氣攻下來的呢！
臺上的傀儡們下了臺，不見了。帶綢條的幹事們拿著整籃子的昭和糖來分發，每個學生一塊。多麼高大的天安門啊，每人分得那麼小的一塊糖！中日親善啊，每人分得一塊糖，在保定被毒氣與炸彈毀滅之後！昭和糖與小旗子都被扔棄在地上。
冠先生早已來到，而不敢往前湊，怕有人放炸彈。臺上已經有兩三個人講過話，他才大著膽來到臺前。他很想走上臺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氣的攔住。他只好站在學生的前面。學生的第一行離講臺也有五六丈遠，臺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舊戲中呈遞降表的人那樣打躬，報門而進，好引起臺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動。他給巡警解釋了幾句：
“請放心，我沒有別的意思！我是要給臺上的人們行個禮！”
“難道臺上的人是尊家的爸爸？”巡警沒有好氣的問。
冠先生沒再說什麼，也沒再想往前挪動，只那麼心到神知的，遠遠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後，他必恭必敬的聽著臺上發出來的聲音；揚著臉，希望臺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後，他也接過一塊昭和糖，而且對“幹事”說：“會開得很好呢！”——天安門的一幕滑稽劇，只得到這麼一句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