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子怡今年三十六,講得一口地道的京腔。
原本是納德軒樂古道店副經理,安德烈被委任為德銀投資總裁後,詹子怡能被調派來京城擔任京師分公司經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詹子怡祖籍京師。
他的父親是京城人士,後外派香江招商輪船公司上班。詹子怡十六歲時,隨家人遷至香江。可是,前幾年他父親退休,又選擇回京師養老,因而,他來京師任職,算不上外派。
“老詹,一起去吃點宵夜?”盧燦指指廚房方向,笑著邀請。
“好啊。”詹子怡也不推辭,笑道,“東區廚房還有二兩裝紅星,盧少要不要來一瓶?”
東區廚房,負責的是公司日常餐飲,在四合院外的東路,有點遠,盧燦搖搖頭,“算了,明天再喝吧。對了,你怎麼掃聽到我來的訊息?”
“我在辦公室整理材料,徐奉那邊要用,剛忙完正準備回家,聽人說你過來了,這不就來看看嘛。”詹子怡攤了攤手,笑道。
“辛苦了,可沒加班費給你喲。”盧燦調侃一句,兩人笑笑過後,他又問道,“是三總附屬產業重組?有眉目了?”
“徐奉那小子訊息靈通,他說,‘利改稅’檔案差不多成型,國家決定對企業實行放權讓利,兩權分離、政企分開,三總需要職業化運作,所有附屬產業剝離,劃歸到計劃委名下,實施股份制企業化運作,最遲在今年年底,能完成編制規劃改革。”
這段話充滿了時代特色。
“利改稅”是中國當代經濟變革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它徹底改變過去國營企業向國家上繳大部分利潤的做法,而是將其改為“徵收所得稅”。
換一種說法可能更好理解它的意義在五六七十年代,國營企業其實更像一種“鐵飯碗”性質的特殊國家機構,由於“利改稅”的出現,讓這些機構變成自負盈虧、上繳稅收的“國營公司”。
有關“利改稅”的推進過程,並非突然性的。
1979年改開,當時就有經濟學家提議,進行可控性的稅制改革。1981年,國家在多個地區進行試點;1982年12月,國家在《關於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專門提出“三年稅改”的目標。
1983年,第一批“利改稅”目標確定,那就是三總附屬產業的重組與改制。
什麼是“三總”?就是指“總裝、總後、總……”
在過去,有著眾多的國營企業掛靠在三總名下,現在,這些附屬企業都必須被剝離和重組,劃歸到國務院計經委名下,也就是國資委前身。後世多個著名的產業集團,都是在這一輪東風中誕生,譬如中航工業、保商利集團、中船重工、中核工業等等。
因為外匯的高度短缺,這些擬組建或正在組建的未來巨無霸,都悄無聲息地撕開一個口子,那就是吸引一定份額的境外投資,促進外匯的流入,以便於引進各種境外裝置和科技。
這就給盧家資本帶來絕好的機會。
以上這些都是徐奉打探到的訊息,你讓盧燦怎能不重視徐奉的存在價值?
飯堂內廳,桌子上放著兩碟滷肉拼盤,一疊八寶菜,還有一疊糖蒜。
孫瑞欣的筷子上挑著麵條,一根根被吸入粉紅的嘴唇中,她的注意力明顯不在食物上,而在很認真地聽著盧燦與詹子怡的對話。
國內的變化,對於很多人而言,都是一個盲點,孫瑞欣也是如此,但是,偏偏國內又是她最為看重的,由不得她不去認真傾聽。
其實,盧燦對於八十年代改開展過程中的細節,同樣也不熟悉,他最多隻是知道大趨勢,因而,在委派京師分公司經理一職時,就考慮過“彙報京師動態”這方面的需求。
詹子怡的父親,退休時級別不高,不過,人面關係不錯——很多京師朋友希望他父親幫忙辦理“單程證”——這又是一個時代名詞,即申請前往港澳定居的通行證。
有了這一層關係網在,詹子怡不愁打聽不到訊息,因此,他才能得以脫穎而出。
兩年多來,他做得還不錯,為盧燦的北上政策摸脈,提供相當多的參考與建議。
“老詹,我準備籌組成立德銀投資京城辦事處,想聽聽你的意見?有冇風險?”盧燦吃完麵條,隨手扯過一張紙擦擦嘴。
詹子怡也停下筷子,“您是想成立辦事處,管理國內投資?”
見盧燦點頭,他接著說道,“這就涉及到金融投資……這方面的難度不小。要不……我建議您成立一個代辦處吧,代辦處肯定沒問題。”
辦事處與代辦處有區別嗎?
盧燦沒太聽懂,詹子怡的解釋,讓他明白,二者的區別大著呢。
辦事處,是一個區域的事務處理中心,雖然不是經營性的機構團體,但它也是獨立的金融個體。這不符合國內金融管控政策。
真實的歷史上,國內金融方面管控,一直到1993年《公司法》成立,才有所鬆動。
代辦處就不同了,它屬於“委託辦理”,也就是其它公司在幫助“某個金融機構”代理相關業務,不存在金融個體,自然也就規避了法律風險。
那有人要問,納德軒珠寶京城分公司……又是怎麼回事?
這是納德軒總部的叫法,其實,京城分公司的正式名稱,就是香江納德軒珠寶京城辦事處,主要職能是貿易管控、對接賬目、報關申請、售後服務等等,沒有一項與店面經營與市場拓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