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基廷的決策，其實沒錯。
在年假之前宣佈經濟改革政策，可以有足夠的時間來收集社會反響，以便於調整。
但是，他和他的團隊忽略或者說低估了一件事——澳洲聯邦放聖誕假期，學的是英國，一放就是十天，可是美國的聖誕假期，只有24日下午和25日全天！
可能在保羅·基廷看來，澳元是小幣種，即便在國際外匯市場出現變故，影響不大。
畢竟，大盤在悉尼。
他的團隊這麼想，能理解。
1983年，除了澳洲聯邦儲蓄銀行之外，僅有倫敦期貨市場、芝加哥期貨市場以及紐西蘭金融市場，允許進行澳元外匯交易，而紐西蘭金融市場幾乎被澳洲聯邦控制，所以國外能操作澳元匯率的，只有芝加哥和倫敦。倫敦新年假期比澳洲聯邦更離譜，直接從12月25，放到1月5日。
因此，掰著手指頭算，也就芝加哥金融市場一家可以在澳洲年假期間，交易澳元外匯。
再從交易量上分析，他們似乎也不用擔心。
紐西蘭與澳洲聯邦一衣帶水，經濟一體化，經濟幾乎被澳洲聯邦掌控，1982年的澳元外匯的交易量在8oo億澳元左右；倫敦的澳元交易量，1982年為55o億澳元；芝加哥金融市場交易量也只有7oo億澳元，而整個澳洲的澳元交易，去年能高達6萬億澳元。
可以說，大盤穩穩在握。
即便芝加哥市場出變故，7oo億澳元的小盤子，能蹦出什麼么蛾子？
這裡需要解釋，澳元在澳洲資源未全面開之前，確實是小幣種，影響力很小。
但到了新世紀後可不是小幣種——2o13年9月6日，國際清算銀行布了三年一度的全球外匯市場成交量調查，澳元排名第五，而人民幣排名第九。一直到2o19年，人民幣的外匯交易量和影響力，才過澳元，達到第五名，而澳元緊隨其後，位居第六。
也正是基於這一現實，保羅·基廷和他的團隊，並不認為年假期間，能出什麼變故。
12月26日，週一，美國人照常上班！芝加哥期貨市場和紐約金融市場，照常營業！
金融圈子的嗅覺，極其敏銳。
上週，澳元宣佈匯改的當天，悉尼和倫敦金融市場，有機構狙擊澳元的事情，該知道的都已經知道。芝加哥不少中小型金融機構，本著有人搗亂我也湊湊熱鬧，反正是小盤，陪不了多少，萬一正在硬鋼澳元的那家大財團贏了呢？自己豈不是也能賺一筆。
於是，拋售澳元，從這些中小金融機構開始。
澳洲依舊在年假中，澳元兌美元的匯率，卻開始出現波動。
幾家規模稍大的投資公司和對沖基金，需要從銀行調集澳元，反應遲緩一些，等他們出手，時間已經到中午。芝加哥期貨市場的交易時間為o93o——1315，到了下午1點鐘，拋售澳元突然在芝加哥掀起一陣風潮——閉市前短短半個小時，芝加哥金融市場丟擲44億的澳元交易單！
澳元對美元的匯率，突然破o.7，降至o.694！
保羅·基廷正在紐西蘭度假，接到這條訊息後，整個人都懵圈。
大盤封盤，芝加哥小盤市場，竟然硬生生將澳元匯率打壓了2.2%？
要知道，週五下午康望團隊丟擲25億澳元，再加上倫敦康丁拋售17億澳元，一共也就降低1.8%。旅遊度假之前，他還和儲備銀行總裁高恩克開玩笑說，等節假後上班，一舉讓盧燦從富豪榜除名！
如果芝加哥市場每天打壓個2%，按照這種度，等自己上班時，澳元兌美元的匯率豈不是要被打壓十幾個百分點？自己究竟要面對多大的窟窿？
他匆匆結束假期，一邊安排團隊做出最壞的應對準備，一邊訂機票，前往紐約。
保羅·基廷知道自己年輕，在北美沒多少人際網路，因而特別拉上聯邦儲備銀行總裁高恩克隨同——去年八月份聯邦儲備銀行去美聯儲以黃金置換美元，就是高恩克負責。
高恩克在入主聯邦儲備銀行之前，一直在美國大通銀行擔任產品副總裁，在北美金融圈有相當廣的人脈網路。
保羅·基廷此行紐約，並非去找美聯儲——黃金跌價，現在再賣給美聯儲，很不划算。
而是想找大通銀行和花旗銀行等大銀行，想要從這幾家知名銀行中拆借一部分資金，可以用儲備銀行的黃金做抵押！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和高恩克登上飛機的同時，量子基金的副總裁保羅·羅傑斯，富達·麥哲倫基金的執行總經理洛克·安菲兒，富蘭克林·鄧普頓基金的副總裁穆雷博士，三人也剛好紮上安全帶，準備飛往悉尼！
有關量子基金，不解釋，不過，此時的它，還是個小弟。
富達·麥哲倫基金成立於1946年，是八十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基金公司，基金掌管人為“金融界天使”支撐的彼得·林奇，今年剛滿四十歲！
富蘭克林·鄧普頓基金，背後是強大的“強生資本”，現任掌門人麥樸斯博士，曾擔任很長時間的哈佛大學數學系教授，後世，他與巴菲特、彼得·林奇並列為“全球十大基金經理”。
保羅·羅傑斯、洛克·安菲兒以及穆雷博士，可以說都是各自基金公司的精英。
他們來悉尼，還能為什麼？
康望在年假前的突然一擊，讓狼，嗅到血腥味！
這三位都是受命過來，一探究竟——究竟誰在和澳洲聯邦政府硬鋼？
有沒有機會拿下一塊肥肉？誰的都成！
沒錯，誰的都成！
不要以為基金公司做匯率就一定往死了打，賺取政府儲備金，他們同樣可以選擇在低位時買合約，幫莊家抬盤割散戶韭菜！
所以，隨著北美對沖基金大戶的抵臨，澳洲聯邦政府很緊張，盧燦同樣也會很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