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別離的愁思，穿越了時空，被不同的人吟唱，被不同的人品味。而每當我們再次仰望這秋天湛藍高遠的天空時，也會想起一千年前那位倔強而剛強的男人，也會看到發黃的書頁上，那滴沒人看見的淚。
無可奈何的邊關愁緒
我曾在拙著《在唐詩裡孤獨漫步》中談道：
每個朝代都有邊境，但卻不是每個朝代都有邊塞。邊境是一個地理意義的概念，它意味著山川、界河、烽火臺；邊塞是一個審美意義的概念，它意味著大漠孤煙、夜雪弓刀、金戈鐵馬。或者說，邊境是現實化的邊塞，而邊塞是詩化的邊境。而要將邊境詩化為邊塞，不僅要有雄厚國力支援下的國民豪邁的自信，也要有能在沙場和詩壇兩個戰場都能縱橫馳騁、遊刃有餘的詩人。
因此，漢代有邊塞，唐代有邊塞，而到了宋代，連稱邊境都勉為其難，最多隻能稱邊關了。而邊關，只能意味著固守防線，用消極的防禦來維持暫時的平安罷了。
景祐五年（1038年）十月，党項族首領李元昊稱帝，建立大夏國，史稱西夏。此後，宋夏每年交戰，宋軍每戰必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並請知延州（今陝西延安）。
宋代對軍事的忽視在與外族作戰中被充分暴露出來。范仲淹到任之後驚奇地發現，宋軍很多騎兵竟然不會披甲上馬，射手們射出的箭竟然就落在一二十步開外。“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王倫反叛的時候，一些州縣官棄城而逃，朝廷要全部誅殺這些人，范仲淹就指出：“朝廷平時諱言武備，敵人來了卻要官員為國家而死，這樣做是正確的嗎？”在他據理力爭之下，這些守令得以保住性命。
面對西夏的崛起和宋朝軍事的衰朽，范仲淹認為應該固守邊關，堅壁清野，使敵軍無隙可乘，於是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部屬。但是好大喜功的大臣們卻還高叫出擊。慶曆元年（1041年），宋軍進攻西夏軍隊，好水川和定川寨的兩戰，損失兵將一萬餘人。節節失利之下，宋仁宗被迫放棄了主動出擊的戰略，而採用范仲淹固守邊隘的主張。
范仲淹將延州建設成西北邊境堅不可摧的堡壘，西夏人把他稱為“小范老子”，以區別於以前頻頻喪師失地的範雍，還說“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萬雄兵”。
范仲淹是北宋少有的瞭解軍事的大臣，皇帝對他十分倚重。當時大將葛懷敏在定川戰敗，敵人大舉入侵，關中震恐，百姓紛紛逃亡山中。范仲淹率領六千士兵從邠州、涇州馳援。定川之敗的訊息傳到朝廷時，仁宗指著地圖對左右說：“如果范仲淹能夠出兵救援，我就無憂了。”後來范仲淹出兵的訊息傳到朝廷，仁宗大喜說：“我就知道範仲淹是可用之才啊！”
但是，這樣的堅守卻是無可奈何之下的權宜之計，也就在這裡，范仲淹寫下了著名的《漁家傲·秋思》。
漁家傲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宋朝的邊關，已不再有“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的戰功，也不再有“欲飲琵琶馬上催”的豪邁。衡陽的大雁去了又來，來了又去，而駐守邊關的將士卻不知何時能夠回到故鄉。暮色漸起，戍角悲鳴，層巒疊嶂之下，孤城緊鎖，天地一片愴然。但是，即使是這樣的悲涼，這樣的無奈，這位堅強的男人的凜凜生氣卻沒有被湮沒。即使是悲，也不願是悲哀，而寧願是悲壯；即使是被迫退守孤城，心裡也總掛念著建功立業。明代沈際飛說，“燕然未勒”句，悲憤鬱勃，那些窮塞主哪裡能有這樣的詞句！（參見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的確，真正偉大的作品，需要有偉大心靈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心靈，不是醉生夢死、蠅營狗苟之輩能擁有的。當文人們還沉醉在花間的旖旎、婉約的柔情之中的時候，范仲淹用一首詞撕裂了漫天的花雨，露出了青黑色的天幕，宋詞的那一個輝煌的時代，即將到來。
四面湖山歸眼底 萬家憂樂到心頭
事實上范仲淹一生中從未到過岳陽樓。滕子京請他寫文章的時候，范仲淹剛因為“慶曆新政”失敗，而被貶到鄧州（今河南鄧州市）。
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宋夏局勢有所緩和，范仲淹被調回東京，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此時，北宋官僚機構越來越冗餘，行政效率越來越低，內憂外患接連不斷。在嚴重的危機面前，宋仁宗委派范仲淹等人實行改革。范仲淹很快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包括嚴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高官推薦人做官、嚴密貢舉制度、修整武備等十條改革建議。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議，於是，北宋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范仲淹罷免了一大批屍位素餐的官員，一次，樞密副使富弼有些擔心地說：“您這樣勾掉了官員的名字罷免他們，恐怕他們一家人都會痛哭啊！”范仲淹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路是宋代的行政單位之一）
“慶曆新政”和很多改革一樣，觸動了權貴的既得利益，於是，也和很多改革一樣，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它的失敗。僅僅一年，在巨大的壓力下，宋仁宗宣佈廢除一切新政，並將范仲淹貶到了鄧州。就在這時，滕子京請求范仲淹為重新整修的岳陽樓作一篇記。
坐在鄧州的花州書院裡，范仲淹寫下了這篇名垂後世的《岳陽樓記》。此時，他眼前也許浮現出了屢次被貶途中的悲涼，遠謫遐荒時的痛楚，薄暮冥冥，虎嘯猿啼，滿目蕭然，感極而悲。這樣的心情，沒有切身體會的人，是斷然不能寫出的。也許詞人又想起了自己多次被重新起用時的志得意滿：把酒臨風，寵辱偕忘，其喜洋洋者也。面對想象中浩蕩的湖水，范仲淹終於明白了，人生總要歷盡磨難，嚐盡痛苦，但是，在更高的維度面前，這些都不重要，真正的男人，應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這更高的維度，便是作為一個士大夫的擔當精神，作為一個士人，對天下蒼生的責任感。於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聲音穿越千山萬水，從鄧州的這個小院裡，傳到了煙波浩渺的洞庭湖邊，響徹在這碧水藍天之際：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也？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在寫完《岳陽樓記》七年之後，皇祐四年，范仲淹去世，諡號文正。范仲淹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詞人，他的詞留傳到現在僅有數首。但是，他用自己的人生為宋詞之旅插上了一個顯明的路標，這個路標指向以前從未有人指過的方向。於是，詞人們開始尋回在晚唐五代時期丟失的風骨，尋回士大夫的精神。宋詞開始逐漸走出男歡女愛的苑囿，用唐詩的精神去關注天下蒼生，用杜甫白居易的眼光去凝視時代的悲涼。
范仲淹在祭拜東漢著名隱士嚴光時，曾寫過一篇《嚴先生祠堂記》，這篇文章的結句，也許正好可以為范仲淹自己做一個精彩的註腳：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