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書店中結識了保爾·瓦萊裡，在莎士比亞書店開張之後，他也常常到我這兒來，坐在我的旁邊，和我聊天或是說笑，給我帶來不少快樂。瓦萊裡是最喜歡開玩笑的。
當我還是個年輕的學生時，我就著迷於他的詩集《年輕的命運女神》（La Jeune Parque），我根本不會想到有一天，瓦萊裡會親自為我在書上簽名題字，而且，還會把他所出版的每一本書都親自送給我。
我對瓦萊裡充滿了愛戴，當然，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對他充滿了愛戴。
對我來說，瓦萊裡造訪我的書店是一種殊榮，也是一種極大的樂趣。有時，他會用他那特別的瓦萊裡式的英文，拿我的保護神莎士比亞和我開玩笑。還有一次，他抓起一本莎士比亞的作品，翻到《鳳凰與海龜》（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那一頁，問我：“西爾維亞，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麼？”我回答：“我還真看不懂。”他說這首詩根本不算荒唐，他剛剛在老鴿舍劇院的日場詩歌朗誦會上聽到的繆塞（Musset）的詩歌，其中有一句是“世上絕美之歌乃絕望之歌”，在他看來，這句詩才可算是徹頭徹尾的晦澀不通呢，“他們竟敢說我的詩晦澀難懂！”
瓦萊裡告訴我他年輕時在倫敦的一件事，那時每天都在下雨，他住在租來的陰暗的房間裡，寂寞而悲慘，境況非常糟糕。有一天，他下定決心要自殺，當他開啟櫥門去拿他的左輪手槍時，一本書掉了出來，他撿起書，坐下來讀起來，那本書的作者是舒爾（Scholl），他現在已經不記得書名是什麼了，但記得那是一本充滿幽默的書，他一口氣把書讀完，這本書給他帶來了如此的樂趣，讀完書後，他一點自殺的願望都沒有了。真可惜，瓦萊裡記不起書名！在所有的圖書目錄裡，我都沒能找到舒爾這個作者。
瓦萊裡的魅力和他的善良都是非常獨特的，雖然在他出入的上流社會中，有許多奉承阿諛的人，都稱他為“親愛的大師”，但他依然保持著自然本色，以溫和敦厚的態度對待所有的人。即便在他告訴你他曾瀕臨自殺的邊緣時，他也總是那麼樂呵呵的。
瓦萊裡非常健談，在沙龍中很受歡迎，他也很喜歡去參加這類聚會。但是，瓦萊裡絕對不是一個勢利眼，有時候，我也拿這事和他開玩笑，他告訴我說，在寫作之餘，那些茶杯的碰撞聲和嘰喳的說話聲對他很有益處。他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替自己衝了咖啡之後，就開始工作。他喜歡清晨時分，因為房子裡非常安靜。
有一次我對他開玩笑地說：“看看你，穿得這麼衣冠楚楚的，肯定是剛剛去過一個沙龍聚會。”他大笑著，把手指頭伸進帽子上的一個破洞中。他提到一位什麼王妃的名字，“西爾維亞，你應該是認識她的吧？……但她是一個美國人呀！”我認識的王妃實在少而又少。我也會問他：“我到了一個沙龍里究竟能做些什麼呢？”然後我們會因我奇怪的處事方式而放聲大笑。
在二十年代中期，我們的朋友瓦萊裡被選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在他的那批朋友中，他是第一個獲選的。當時，大家都覺得這事很無聊，他的許多朋友都覺得他根本就不應該接受。但是，等輪到他們入選時，他們每個人卻都欣欣然進入了法蘭西學院。
瓦萊裡每個週四都到法蘭西學院去開會，他開玩笑地對我說，他之所以去，是為了去領那一百法郎的車馬費，也因為那裡離劇院街很近，所以，那天他總是會順路到書店來看我們。
我的妹妹西普里安有幸得到瓦萊裡親自為她畫的一幅畫，只可惜她無法將這幅畫保留下來。有一天，他到書店來時，西普里安正在店裡，她穿著一條超短裙，還有一雙齊膝的長襪。瓦萊裡抓起一支鉛筆，就在她的膝蓋上畫了一幅女人的頭像，並在上面簽了“P.V.”。
有一次，布萊荷向瓦萊裡為她的評論雜誌《今日生活與文學》（Life and Letters Today）的法國特刊約稿，瓦萊裡想把自己的《論文學》（Litérature）一文給她發表，就來徵求我的意見。我認為這篇文章非常恰當，他就提出了一個嚇人的建議，要我和他一起翻譯此文。這雖然是一個極大的榮耀，但我卻更願意把這個機會留給更有能力的譯者。
但是瓦萊裡還是堅持此事得由“我們”來做。他說如果在翻譯中我卡住了，只要去維勒朱斯街（現在此街已改名為保爾·瓦萊裡街）找他諮詢就行了。不幸的是，每次我依照他的建議跑到維勒朱斯街去找他諮詢，我都發現他這位合作者壓根就不可靠。我會問他：“你這裡寫的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總是要假裝認真閱讀這一段落，然後會說：“我這裡究竟是想說什麼呢？”或者說：“我敢肯定，這段話根本就不是我寫的。”白紙黑字就在眼前，他還是堅持自己一無所知。最後，他就會建議我把這一段給跳過去。所以，在“我們”的這樁苦差中，他怎麼能算是位認真的合作者？但至少，和瓦萊裡一起進行切磋，還是給了我不少樂趣。翻譯稿最後的署名是“西爾維亞·畢奇和作者”，他告訴我，這裡“作者”將承擔一切責任。但我知道，我是無法為自己開脫的，對於瓦萊裡這篇最有趣的作品來說，我也是一位兇手，我是“作者”的幫兇。
我一直很喜歡瓦萊裡夫人和她的姐姐，藝術家保拉·高比拉（Paule Gobillard），她們是畫家貝瑟·莫里索（Berthe Morisot）[5]的侄女，在她們的幼年和少年時代，她們就常常當她的肖像模特兒，所以，她們是在印象派畫家的圈子裡長大的，他們維勒朱斯街的公寓中，掛滿了畫中珍品，例如德加、馬奈、莫奈、雷諾阿等人的傑作，當然，也有貝瑟·莫里索的作品。
瓦萊裡的小兒子弗朗索瓦（François）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全家的頭髮顏色都很深，只有金頭髮的弗朗索瓦是個例外，不過，瓦萊裡的女兒阿加莎（Agathe）也像他一樣有著美麗的藍眼睛（瓦萊裡的母親是義大利人）。瓦萊裡覺得兒子弗朗索瓦的淺色金頭髮很有趣，常常叫他是“偉大的北歐好漢”。
這位“北歐好漢”常來我的書店，他來閱讀英國詩歌，或是來告訴我音樂界的最新訊息。他在美國作曲家娜迪亞·保朗傑（Nadia Boulanger）那裡學習作曲，他告訴我他幾乎一直就住在那裡。他把所有的零用錢都花在音樂會上了，因為零用錢很有限，所以，有一次，他居然賣掉了父親的一張唱片來貼補自己。瓦萊裡收集了許多唱片，而且，奇怪的是，他非常喜歡瓦格納的音樂，而且，和喬伊斯不同的是，他公開承認自己的這種喜好。[6]
我是看著年輕的弗朗索瓦長大的，他最後在巴黎大學（Sorbonne）完成了他英文專業的畢業論文，而且，讓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他論文所選擇的研究物件是《戒指與證詞》（The Ring and the Book）[7]，這也是他父親建議給他的。
在德軍佔領巴黎期間，瓦萊裡在法國學院講授詩歌研究。小小的演講廳裡擠滿了他的崇拜者們，有時候，要完全聽懂他所講的內容並不容易，他的口齒不很清晰，時不時的，你就跟不上他的思路了。但是我也能想象，讓他的聽眾們墜入雲裡霧裡，對他來說，可能有一種戲謔的快感。在那些日子裡，他的演講也算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幾件大事之一了。[8]
二戰期間的某一天，瓦萊裡夫人請我去她家裡吃中飯，一起共進午餐的還有畫家弗朗西斯·約丹（Francis Jourdain）、保拉·高比拉小姐和弗朗索瓦。我們剛在餐桌前坐好，就響起了空襲警報聲。瓦萊裡趕緊跳起來跑到窗前，從窗子探出身子去看戰鬥機飛越巴黎上空，投放炸彈。對他的這種行為，他的家人早就習以為常。弗朗索瓦對我們說：“我爸最喜歡空襲了。”
【註釋】
[1] 指1921年。
[2] 1895年，紀德在他的母親去世後，與表妹瑪德蓮（Madeleine Rondeaux）結婚，但因為紀德的同性戀傾向，這場婚姻有名無實。伊麗莎白的父母親是紀德的好朋友，紀德稱她為“我的白衣女郎”，她可能是紀德一生中唯一發生過性關係的女性，但他們的情人關係非常短暫，1923年他們的女兒凱瑟琳出生，她是紀德唯一的孩子。伊麗莎白後來和丈夫離婚，搬到巴黎照顧紀德的日常生活，他們住在隔壁的公寓中，雖然不再有情人關係，但是伊麗莎白一直崇拜著紀德。
[3] 馬克·阿雷格萊（1900——1973）是紀德婚禮上的伴郎艾力（Elie Allégret）的兒子，也被紀德收養為義子。1916年，四十七歲的紀德與十五歲的馬克成為情人並私奔到倫敦，瑪德蓮為此燒燬了紀德的所有信件（紀德後來稱這些信件是他“最好的一部分”）。這次剛果之行發生在1925年。紀德和馬克的關係一直維持到1927年，但是直到1951年紀德去世，他們一直是好朋友。這裡提到的這部電影，是1927年上映的《剛果之旅》（Voyage au Congo）。
[4] 紀德的這次非洲之行雖然是為了尋找“非洲韻律”，但據說他帶了一大摞關於非洲的歐洲文學作品，例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他的日記中充滿了引文。畢奇在給母親的信中，作了這樣的評論：“紀德和馬克剛剛到書店來和我們告別，他們明天就要出發去非洲，要在那裡呆一年。馬克會給我寄來紀德的照片。紀德真是個滑稽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所以就打算去非洲。他的上一本書並不很好，《克羅伊登》也只引來別人的嘲笑。他非常嫉妒喬伊斯，並試圖也讓其他人對抗他，他真沒必要這麼做。”（1925年7月13日）
[5] 貝瑟·莫里索（1841——1895），印象派畫家，1874年與好朋友莫奈的弟弟結婚。
[6] 瓦格納生前曾有不少反對猶太人的言論，他的音樂在30年代被德國納粹使用，希特勒就是他的一位公開的崇拜者，所以，在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中，喜歡瓦格納並不是一件大家願意承認的事。
[7] 英國詩人羅伯特·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長篇敘事詩，共有兩萬一千行。
[8] 二戰期間，因為瓦萊裡不願意和德軍控制下的維希政府合作，所以，維希政府剝奪了他的許多工作和頭銜。但是他在知識界仍然非常活躍，特別是透過法蘭西學院進行了許多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