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詩一便士》</h2>
一九二七年，我出版了《一詩一便士》（Pomes Penyeach）。
每隔一段時間，喬伊斯就會寫一首詩，而且據我所知，寫完後，他也就順手把詩“扔掉了”。但有些詩被他收在一邊，一九二七年，他交給我十三首詩，並問我願不願意將它們結集出版。那時巴黎的烤麵包師傅們做生意，總是買一打，送一個，價錢為一先令。利菲河橋上的賣蘋果的老婦人做生意也遵循這一規則。他把這本詩集定名為《一詩一便士》，在他看來，這些詩只值這麼多。當然，他在標題中所用的Pomes一詞，和法文裡的蘋果（pommes）形音相近，所以，這是一個文字遊戲。他也要求書的封面和卡維爾蘋果的綠顏色一模一樣，那是一種特別細緻的綠色。這說明，喬伊斯雖然視力不好，但他還是能夠分辨出不同的顏色。
我去拜訪了住在巴黎的英國印刷商赫伯特·克拉克（Herbert Clarke），他那裡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型。我向他解釋說，作者想出一本看上去很廉價的小冊子，每本定價一先令[1]。他非常不情願地印了一本樣書，那是本可憐兮兮的綠色小冊子，他說這像藥品的宣傳冊。我能看出來喬伊斯也挺失望，但是他還是堅持他的原則。是我實在無法忍受出版這麼一本小怪物，我很喜歡這本詩集，當然也希望能把它出得漂漂亮亮的。
克拉克說，如果我們用硬紙取代薄紙做封面，效果會好很多，但是，那樣成本就會比較高，價格也就不能定在一先令。按照一九二七年的匯率來算，一先令才值六法郎五十分。我預定了硬紙板，但是價格還是按照標題所示，定在一先令。這是一本漂亮的小書，另外，我還為喬伊斯和他的朋友們印了十三本大開本的，喬伊斯在這十三本上都簽了名，他籤的不是全名，只是他的名字的縮寫。
喬伊斯希望不只是他的詩歌，他的其他作品也都應該低價出版，這樣，他的真正的讀者們就能買得起他的書了。但是，他對如何出版他的書有許多很特別的要求，為了達到這些要求，他全然不顧他的出版商的經濟利益。如果他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有所注意的話，那麼我們出他的書就能容易得多。但是，他對這一點是完全沒有知覺的。所以，你要麼讓出版這塊生意躲得遠遠的，讓他根本插不上手，要麼就和他密切合作。當然，後者更加趣味無窮，當然也就更昂貴。
喬伊斯將那十三本大開本的書送給了以下眾人，第一本：西爾維亞·畢奇；第二本：哈里特·韋弗；第三本：英國詩人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2]；第四本：拉爾博；第五本：喬喬；第六本：露西亞；第七本：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第八本：克勞德·薩克（Claude Sykes）；第九本：麥克萊許；第十本：尤金·約拉斯 ；第十一本：艾略特·保爾；第十二本：瑪容·那廷夫人（Mrs Myron Nutting）；第十三本：喬伊斯自己。
喬伊斯把這本小書稱之為《P.P.》，和《尤利西斯》相比，將這本書拿在手上，要令人愉快得多。在倫敦，它是由詩歌書店“經手處理”的，很受大家的歡迎。但是我覺得，總的來說，喬伊斯的大手筆之下出現了這麼一本其貌不揚的小冊子，這讓他的讀者們有些不知所措。這本書不能算是“偉大的詩歌”，但是，誰也沒有說過它多偉大。喬伊斯知道他在詩歌上的才華有限，他覺得他在散文上更能表達自己，他曾經問過我是否同意他的觀點。對他來說，葉芝才是他心目中最偉大的詩人，他經常對我朗誦葉芝的詩作，並希望我也能成為葉芝的崇拜者。他的努力當然無濟於事，因為我所感興趣的詩人是瓦萊裡、佩斯（Perse）、米修（Michaux），當然還有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和T.S.艾略特。
他的這本小詩集之所以吸引我，是因為它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樣，充滿著一種神秘感，還有他在作品中所表現的自己。在這本詩集中，讓我感受最深的是兩首詩：《在法塔那的海灘上》（On the Beach at Fontana）和《一位祈禱者》（A Prayer）。
後來，有十三位作曲家為這十三首詩譜了曲，牛津大學出版社為了表示對喬伊斯的敬意，也將這本詩作和樂曲結集出版，這給喬伊斯帶來了巨大的喜悅。這本書在一九三二年的“聖帕特里克日”[3]的前夜出版，裡面的作者畫像由英國畫家奧古斯特·約翰（Augustus John）創作，愛爾蘭音樂家赫伯特·休斯（Herbert Hughes）寫了編者按，前言和後記的作者分別是愛爾蘭小說家和詩人詹姆斯·史蒂芬（James Stephens）和阿瑟·西蒙斯。好玩的是，這本書是由西爾維亞出版社印製的，真是巧合。我從來沒有見過其他任何“喬伊斯之書”讓他這麼高興。我想作家喜歡偶爾有人把書題獻給他們，喬伊斯也不例外。而且，他可能是得到音樂家獻禮的唯一的一位作家。像其他作家同仁一樣，喬伊斯也非常憎恨批評，事實就像是兒歌裡所說的那樣：“就像一把裁紙刀插在我的心上。”當埃茲拉·龐德收到了《一詩一便士》那本小書後，他曾不屑一顧輕蔑地說道：“這樣的詩應該藏在家裡的聖經裡。”這讓喬伊斯很受傷害。
在《一詩一便士》出版之後不久，阿瑟·西蒙斯到我的書店來了一次。我立刻打電話告訴了喬伊斯，喬伊斯一聽說西蒙斯在書店，說他馬上就會趕過來。在《室內樂》（Chamber Music）[4]剛剛出版時，西蒙斯曾寫信讚揚此書，這事喬伊斯一直不曾忘記。
那時，阿瑟·西蒙斯剛剛從一次精神崩潰中走出來[5]，到歐洲大陸來度假。與他同行的是一位面目慈善的大鬍子男人，原來他就是赫弗羅克·藹裡士醫生（Dr Havelock Ellis）[6]。這兩個人結伴一起旅行，看上去真有些奇怪。西蒙斯是那種臉色蒼白弱不禁風的詩人，他的面色就像化妝出來的一樣。藹裡士醫生的頭看上去像一位傳播福音的使徒，但正是這個腦袋瓜寫出了那些性學的書籍，啟蒙了一代被這些問題困擾著的人們。我和藹裡士醫生的友誼開始於一些生意上的往來：我是他的著作《性心理》（The Psychology of Sex）在巴黎的代理商。
藹裡士醫生和阿瑟·西蒙斯有天過來請我到一家餐館吃午餐。坐在這兩位神仙中間，那經歷真是再奇怪不過了。他們倆所點的菜都最能代表他們的性格，西蒙斯是一位美食家，他和服務生以及侍酒師交換著意見，他所點的佳餚和美酒立刻就贏得了那兩位的尊重。而藹裡士醫生只點了蔬菜，不要酒，謝謝，只要水就行，那位服務生就拖了很長時間才幫他搞定這些東西。而我所點的菜是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
幾乎是西蒙斯一個人在說話，藹裡士醫生和我根本就插不上嘴，不過我們也不在乎。我一向就不擅長邊吃飯邊說話，無法同時專心做這兩件事。面對佳餚，不應該讓其他任何念頭侵入；如果要聊天，不管是談生意還是談藝術，都應該專心傾聽，又如何能同時享受美妙的食品呢？我也注意到在飯桌邊，法國人除了談論食物之外，從不討論任何話題，總是要等到吃完第二輪菜後，他們才可能開始考慮其他事情。
喬伊斯當然是讓西蒙斯特別感興趣的話題，除了他以外，西蒙斯唯一感興趣的就是他在這次旅途中丟失的一雙鞋。他告訴我，當他們在法國南部旅行時，這雙鞋從車子裡掉了出去。
除了喬伊斯之外，我們的共同愛好還有布萊克，區別是，西蒙斯是一位布萊克的鑑賞大家，而我只是布萊克的愛好者。在我的書店裡，他仔細審視了我從埃爾金·馬修斯那裡購買的兩幅布萊克的素描，然後他宣佈這兩幅畫都是真跡，並且說它們可能是為詩人布萊爾（Blair）[7]的作品《墓園》（Grave）而創作的插圖。他說這兩幅畫都是上乘之作，他還祝賀我能有幸獲得它們。另外一位布萊克的鑑賞家，後來以悲劇結束自己生命的愛爾蘭詩人戴倫·費格斯（Darrell Figgis）[8]，也曾經看過我這兩幅畫，並說毋庸置疑，它們肯定是真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