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率兵大舉南侵。南宋朝廷大震。
為了支援對宋戰爭，金統治者在佔領區大量強行徵收壯丁馬匹，一時民怨沸騰，不少百姓舉起義旗，奮起反抗，在山東地區，反抗尤其激烈。其中一支擁有兩千餘人的隊伍，為首的叫辛棄疾。
壯歲旌旗擁萬夫
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辛棄疾出生的時候，北方大片土地已經淪於金人之手十餘年了。《宋史·辛棄疾傳》有言，辛棄疾少年以學者蔡伯堅為師，與黨懷英為同學，當時人稱為“辛黨”。兩人在選擇自己前途的時候，藉助占卜，党懷英得到“坎”卦，於是決定留下，後在金國為官；辛棄疾占卜得“離”卦，於是決意南歸。
完顏亮南侵未果，被部下所殺。此時中原豪傑並起，當時山東最大的一支部隊由耿京領導，耿京自稱天平軍節度使。辛棄疾起兵後不久，就率領人馬投奔耿京，耿京對之十分看重，任命他為天平軍掌書記。當時一個叫義端的和尚也起兵反金，有千餘人馬。辛棄疾前往義端軍中，勸說他也歸附了耿京。可是不久，義端竟然竊取了耿京的大印逃跑了。耿京大怒，要殺辛棄疾，辛棄疾說：“給我三天時間，抓不住義端，我再死未晚。”耿京答應了。辛棄疾估計義端肯定是帶著大印逃往金營邀功，於是快馬攔截，果然捉住了義端。義端求饒說：“我知道你的真相，你是天上的青牛下凡，力能殺人，希望你別殺我。”這些話當然不能打動辛棄疾。辛棄疾斬下義端頭，奪回了大印歸報耿京，耿京十分佩服其豪壯。
辛棄疾很明白，雖然義軍現在已擁有數萬眾，但是若無南宋朝廷支援，最終也無用武之地，因此他一直鼓動耿京歸宋。耿京終於聽從了辛棄疾的建議。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辛棄疾受耿京委派，南渡長江，奉表歸宋。宋高宗在建康接見了辛棄疾，對他們歸附南宋的行動十分讚賞，並授辛棄疾為承務郎、天平軍掌書記，授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並讓辛棄疾把節度使印帶回召耿京歸宋。誰知辛棄疾回到江北的時候，義軍卻發生了大變。部下張安國、邵進趁辛棄疾不在的時候，竟然殺害耿京，投降金軍，義軍群龍無首，幾乎分崩離析。
辛棄疾對手下說：“我們是因為主帥耿京才歸朝的，沒想到事變如此，我們如何覆命？”於是辛棄疾約上王世隆和忠義軍一些士兵共五十人，徑直衝向金軍五萬人大營。張安國此時正與金將飲酒作樂，根本沒料到辛棄疾竟有如此膽略。辛棄疾縱馬衝到酒案之前，抓起張安國，放在馬背上就衝出大營，來去如風、剽悍善戰的金軍甚至還沒有反應過來，五十壯士的身影就已經消失了。
抓獲了叛徒，辛棄疾又召集舊部，得萬餘人，渡江南下，將張安國斬於市中。辛棄疾驚人的勇武和豪壯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壯聲英概，儒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洪邁《稼軒記》）
回到南宋之後，辛棄疾仍然被授予天平軍掌書記之職，又任江陰籤判，這一年辛棄疾二十三歲。
多年以後，辛棄疾才知道，這段歲月是他一生中唯一稱得上叱吒風雲的日子，他不無留戀地回憶道：“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回到南宋之後，壯士的熱血將遭遇官僚的冷漠，英雄的豪壯將不得不面對庸人的猥瑣。也許本能成為南宋最偉大的將軍的辛棄疾，卻不得不在龐大臃腫卻無所事事的官僚機構面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豪氣逐漸被消磨，自己的夢想逐漸變成泡影。這是辛棄疾的悲哀，更是南宋朝廷的悲哀，但是卻成了宋詞的幸運。正因為這內心與外界的強烈撞擊，才有可能使天才迸發出悲憤沉雄的火花，點亮一個黑暗的時代，以及無數後人黑色的眼睛。
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回到南宋的辛棄疾，一心不忘銳意恢復。宋孝宗即位之後，朝廷有北伐之志，辛棄疾連上《九議》、《應問》等奏章，並著《美芹十論》，論南北形勢，雙方人才，堅信金國必亡。可是，他的觀點並不為當政者所喜。不久，南宋又與金國講和，恢復之夢又變成泡影。
辛棄疾先後被任命為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東等地安撫使。當時各地多受兵災，井邑殘破，辛棄疾上任之後，均徭薄賦，招納流民，與民休息，每到一處，皆有善政。而他心中，始終沒有忘記北伐之夢，恢復之志。
1180年，辛棄疾時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他上表朝廷，說為了維護地方治安，要求准許建立一支部隊，命名為“飛虎軍”。事實的真相是，辛棄疾看到當時南宋軍隊孱弱朽敗，“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徵行。”（《宋史·辛棄疾傳》）為了震懾金兵，他想親手訓練一支能征慣戰的隊伍，為北伐準備力量。
不久朝廷回覆，委任辛棄疾親辦此事。得到准許之後，辛棄疾馬上命令修建營房，購買馬匹，招納士兵。南宋官僚機構的低效率在辛棄疾雷厲風行的作風面前被擊得粉碎，一些官員找藉口拖延怠工，但是辛棄疾“疾行逾力”。官僚們見怠工的方法不能奏效，於是轉而記起誣陷的法寶，很快就有人給皇帝打小報告，說辛棄疾藉口建飛虎軍，聚斂無度。皇帝降下金牌，命令辛棄疾馬上停止。辛棄疾接到之後，將金牌藏起來，命令部下一月之內必須把營房建成，違者軍法處置。誰知部下說，因為造瓦不易，無法按期完成，寧願接受懲處。辛棄疾問：“需要多少瓦？”部下回答：“二十萬。”辛棄疾說：“不用擔心。”然後命令手下在官舍、神祠以及民房上，每戶取瓦二十片，兩天之內，需要的瓦就全部備足，僚屬歎服。
在辛棄疾的努力下，飛虎軍終於建立，軍成之後，“雄鎮一方，為江上之冠。”（《宋史·辛棄疾傳》）
不過，對於雄才大略的辛棄疾來說，建立一支只有兩千五百人的飛虎軍，只不過是牛刀小試。可是，即使是這樣的小試，他也再沒有機會嘗試過。在他擔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時，他又建議造萬領鎧甲，招兵買馬，嚴格訓練。可是這次官僚的應對更為直接和惡毒，一個叫王藺的大臣乾脆說辛棄疾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還說辛棄疾招兵買馬，莫非是“旦夕望端坐‘閩王殿’”（暗示其想擁兵叛亂——筆者注）。這一招可謂惡毒至極，也有效至極，無奈之下，辛棄疾只好辭官還鄉。
辛棄疾從四十三歲到六十三歲，兩次遭到彈劾，十八年在江西家中度過。無法估量，辛棄疾的閒居對南宋王朝究竟有多大的損失，但是這個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失去了一次中興的機會是無疑的。
和中國幾乎所有的失意文人一樣，在閒居的時候，辛棄疾找到了最後的救主：陶淵明。他說：“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洞仙歌》）他還說：“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最高樓》）但是，陶淵明最吸引辛棄疾的，並非常人見到的五柳居士的恬淡瀟灑，而是在這恬淡瀟灑後面高昂的頭顱，在菊花叢中隱現的傲岸的身影。
如果我們剝去陶淵明所謂“隱逸之士”的外衣，還他本來面目，就可發現，這位所謂“渾身靜穆”的詩人，何嘗“靜穆”，原來卻是一位“金剛怒目”的錚錚漢子。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的反抗精神，“我醉欲眠君且去”的率真態度，“性剛才絀，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的倔強性格，“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和郭主簿》）的高尚情操，都證明他不是一個“渾身靜穆”的人。“豈知英雄人，懷志不得伸”（明張志道《題陶淵明歸隱圖》），這才是陶淵明的真實面目。他是積極進取的，也是壯志未酬的。
——張忠綱《辛棄疾與陶淵明》
遁歸田園的隱士與壯志難酬的武士在南宋的田間就這樣相遇了。不過在辛棄疾身上，金戈鐵馬的武士與激情澎湃的詩人完美地結合為一人。於是他在歸隱時的很多田園詩便少了一些文人的酸腐氣，多了很多田園的泥土香味。這些美麗的樂章，即使在數百年之後，仍然讓人們嗅到宋朝稻花的香味，聽到宋朝蛙聲的和鳴。
西江月
夜行黃沙道中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頭忽見。
很多士大夫對田園的歌詠，只不過出於偶爾一發的雅興。如同城裡人厭倦了高樓大廈，想到農家住住草房小院；厭倦了山珍海味，想換換口味，品嚐一下野菜蕨根。而且很多文人的田園詩詞，總是極力避免“俗”，即使是談農夫，似乎農夫們都天生一副仙風道骨，絕非庸常泥腿子可比。可是辛棄疾卻不避“俗”，不諱“實”，他的筆下不是經霜的秋菊，也不是傲雪的紅梅，竟是普普通通的稻花，而這種帶著泥土滋味的香氣氤氳在詞人路前的時候，他想到的跟一個老農想到的沒有區別：豐年。
大俗，才是大雅。此時的詞人，遠離了殺聲震天的沙場，也遠離了危機四伏的朝堂，在這最平常卻最切實的美中，沉醉於這最質樸也最原始的愛。
清平樂村居
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若非將自己的身心沉醉於這文人們不屑一顧的鄉村，誰能寫出這樣充滿了溫情的詞句？被人譏為“掉書袋”的辛棄疾沒有使用任何典故，沒有佶屈聱牙的詞句，平白如話，似乎是那個寫詩之後都要讀給不識字的老婆婆聽的白居易。詞人筆下的田園，不再是知識分子理想中的烏托邦，也不是仕途失意者最後的養傷地，而是一個切切實實的農村。如季續先生所說：“辛棄疾在農村詞中，成功地塑造了農民的詩意形象，讓農民第一次在詞苑中獲得了主人翁的地位。”（《辛棄疾農村詞的藝術成就》）而溫暖明媚的農村經他的筆，被存在了歷史永遠的記憶中，也因為這位偉大的詞人，而再也無法被抹去。
可是，在某個寥廓無邊的清秋，落日之下，詞人還是會獨自登上那座同樣孤獨的高樓，北望千里江山，斷鴻聲裡，“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醉裡不知身在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