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安排在三一學院的教堂餐廳，幾位教授都參與了聚餐。
盧燦自然是中心人物，幾位老教授拉著他問東問西，有詢問饒老近況，也有詢問虎園博物館，當然，更多的是交流東方藝術和中國史。
同樣是研究中國高古歷史，歐美學者與中國學者有著明顯的不同。
國內的史學家，即便是無意識，也會以“炎黃後裔”“中原歷史”為正統，進行“正史”和“夷史”兩種研究，偏正而略夷。而歐洲漢學家，恰恰相反，他們對中國的邊遠民族，明顯更有興趣，像羌族、樓蘭、象雄、回鶻、匈奴等，譬如，最近李約瑟教授正在研究“羌族”。
對於盧燦當眾指出他問題中的瑕疵，約瑟教授並不在意，午餐時，依舊圍著對方，交流著他對盧燦上午演講時提及的一干人物的看法，重點是大禹。
“維文，你對於《史記·六國表》中提到的‘禹興於西羌’，還有楊雄在《蜀王本紀》中提到的‘禹生西羌’，怎麼看？”
老傢伙最近在研究羌族，意外地現，有不少歷史記載，華人稱為“五帝”之一的大禹，似乎與羌人關係密切。不止一本史書說過，大禹出生於西羌，其中又以漢代辭賦大家揚雄（公元前53－18）《蜀王本紀》的記載最為具體——“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痢兒畔。”
盧燦在心底mmp，很想說一句，我坐著看！
這個問題又是一個級大難題，很不好回答！
有關“大禹”的出生地，可不僅僅只是“名人出生溯源”那麼簡單，更關乎中華文化的溯源——究竟是源於黃河文明，還是源於西川文明？
華夏文明祥於黃河，這一觀點傳承兩千年，從未有人懷疑過。
可是，隨著三星堆被掘，其中一尊“荊條冠面具”出土而逐漸被世人懷疑！
這尊面具的左右耳廓部位，各有三隻孔洞，與司馬遷的《史記·帝王世紀》中有關大禹描述“……兩耳參漏……”的特徵，非常相似。
於是，有不少史學家結合《史記》和《蜀王本紀》的內容，提出一個觀點——這隻荊條冠面具極有可能就是“大禹本尊”！
大禹本尊的面具，出現在西川三星堆，這代表什麼？！
訊息一傳出，中國史學界，瘋了都！
三星堆距今已有5ooo至3ooo年曆史，又與歷史記載中的“夏商”同期——這預示著“華夏”中的“夏”之一朝，極有可能就在西川！
它還極有可能推翻另一個觀點，那就是“商代夏”的歷史認知，演變出一種新的可能，那就是“夏商同期”！
大禹出西羌，原本就駭人聽聞，又冒出一個夏商同期……這會徹底顛覆中國高古史學！
所以，後世的三星堆挖掘多年，卻很少公佈研究成果，真正的原因，不是沒有研究成果，也不是不想公佈，而是怕公佈之後，世人接受不了！
這種情形，就像晉朝時《竹書紀年》被掘出土一樣。
“舜殺堯、禹殺舜、啟殺益。伊尹殺商王太甲”，還有“大禹之父鯀，與堯之子丹朱、舜爭部落聯盟共主之位失敗，而被堯流放至羽山，後又令祝融殺鯀。”
很多記載，那都是毀三觀的存在！
因此，《竹書紀年》在出土之後，很快被儒家封禁，成為禁書！到宋代，更是被徹底查抄，一旦現有刊印、收藏《竹書》者，“徙嶺南”——這在當時，可是極重的刑罰！
所以，站在比史學更高的高度上來看，大禹就不應該出自西羌！
儘管它有可能是事實！
所以，盧燦一聽這個問題，就開始齜牙咧嘴，不好回答啊。
最終，他揉揉眉心，選擇含糊其辭，“約瑟教授，您是世界著名漢學家，應該很清楚，中國的古代史書，很多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不能引一本為證而忽略其它記載。”
“就如同你說的‘禹出西羌’，確實在《史記》和《蜀王本紀》中有相關記載。但是，您別忘了，大禹的父親鯀，是有崇氏部落領，而有崇氏部落位於今天的河南洛陽嵩山一帶。”
李約瑟一怔，無奈的攤攤雙手，咒罵了一句，“混蛋的歷史！”
盧燦說的有道理——大禹的父親鯀，出自於中原，可史書中卻記載他的兒子大禹，出生於西羌……讓李約瑟打破頭也解釋不了啊！
總不能說鯀去西川旅遊，邂逅一位羌族美女，誕生下的愛情結晶吧？
午餐之後，盧燦受邀做客李約瑟教授辦公處。
李約瑟教授在東方研究院中地位很特殊，有自己的“掛牌”工作室，名叫約瑟研究室。
在劍橋大學，“掛牌”工作室意味著已經“建制”，也就是說，即便李約瑟教授去世，他的研究室也會一直存在，他的學生和弟子，也會沿著他的研究方向，繼續前進。
這是劍橋大學對他的獎掖和研究成果的高度認可。
約瑟研究室現有兩名副教授，兩名研究員，此外還有兩名博士及六名研究生，課題方向為“中國高古史和中國古代科技文明”。
約瑟研究室面積不小，二樓有一間小型的展覽廳，約瑟教授帶著盧燦和溫碧璃倆人參觀。
展廳內燈光柔和，乾燥除塵裝置甚至要比虎園博物館還要先進。玻璃展櫃中，陳列著兩百多件來自中國的古陶器、石器、玉器和青銅器，算不上精彩，但很古樸。
展廳正中間的玻璃櫃中，熒光燈打在一排長方體的書匣上，一個個書匣上都貼著藏文標籤。
“約瑟教授，這是……？”盧燦不懂藏文，可是，能放在展廳正中間存放，一定價值不菲！
“你不懂藏文？”李約瑟如同現新大6般，詫異起來。
說的自己不懂藏文是什麼罪過似的，盧燦微笑搖頭，“每一門語言都博大精深，學習起來都要耗費很多精力，你老覺得我應該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