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在殖民統治時期，港英政府設定行政、立法兩局，作為諮詢機構，向港督提供建議。
在當時，一般人都叫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為華人代表。
由於港府的高階官員都是英國人，華裔人士根本沒有機會做到司級官員。政府要知道本土民情，主要是透過兩條途徑，一是兩局華人議員，一是在港工作多年的外籍大班。
因而，被稱為華人代表的兩局議員，對港府的施政有很大影響力。
1965年，鍾士元成為立法局臨時議員，1968年成為正式議員，1974年成為立法局席非官守議員，198o年，又被委任為行政局席議員。
此時的鐘士元，以雙料席議員的身份，已然成為香江政壇頭號華人代表！
早在盧嘉錫擔任港中大教授時，鍾士元就與他相識，只是……中間盧家沉淪的那十年，兩人的關係淡了，可隨著盧家再次崛起，盧家與鍾士元的關係，自然也就非常好！
這很現實，無可抱怨，盧家需要這種力量。
盧燦第一個給鍾士元打電話，就是要告訴對方，香江虎園博物館遭遇英方的“惡意騷擾”，目的是先紮好基本盤，讓己方的人知道怎麼為虎博說話。
說來也湊巧。
今天上午，受布政司司長夏鼎基邀請，鍾士元參加了布政司財經署專項會議，會議主題是如何結束港島金融混亂局面。列席會議的除了夏鼎基外，還有港英政府政治顧問麥若彬、副布政司司長史堂穆、財政司司長彭勵治、布政司一秘歐威廉、財經署署長翟克誠等人。
當鍾士元從助理手中接過電話時，他還在布政司的會議室中，與財政司彭勵治聊著今天上午的突新聞——上午十一點，大華銀行與新鴻基銀行召開聯合新聞佈會，宣佈戰略聯合，大華銀行將借貸兩個多億港紙的現金，用以應對門店擠兌風潮。
夏鼎基執掌布政司，一向推崇“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
換成能聽懂的話，大概就是——市場經濟自有調節體系，政府不應該人為的去幹擾經濟的變化，但同時為了保證經濟的積極健康執行，政府又有義務正確引導經濟的展方向。
這一政策，在後世引巨大爭議。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正是這一政策導致香江經濟的畸形展——第三產業大行其道，房地產和金融成為香江經濟的主宰，但是，香江工業和科技產業，嚴重空心化和虛名化！
不討論“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對與錯，那可以寫一本專著。單說大華銀行與新鴻基銀行的聯合，倒是很符合這一政策的精髓——自由市場內部的各個單元，應該更加積極主動的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不是坐等政府為損失買單！
“彭sir，我接個電話。”鍾士元抬手朝彭勵治表示歉意，起身走到安靜處，笑呵呵問道，“阿燦，昨晚抵港的？”
鍾士元也去倫敦參加了盧嘉錫的授封觀禮，大概能推測出盧燦的行程。
“嗯，昨晚到家的。”
“怎麼，也不歇歇，就準備給你爺爺準備答謝宴？定在哪天？港府這邊有哪些需要我提前招呼一聲的？”鍾士元以為盧燦來電話，是為了月底的答謝宴，笑著問道。
“定在六月二十九，週三晚上，至於名單……稍後我安排人給您送過去。”
鍾士元的反應很快，“哦？這麼說你給我打電話……有別的事？”
“是有點事……”盧燦遂即將剛剛生的事情，仔細地說了一遍。
最開始，鍾士元並沒有在意，不就是不列顛博物館在虎博挖個人嗎？這種事情雖然有些過分，但畢竟只是惡性商業競爭，拿不上臺面。
可是，當他聽到政治部介入這件事後，語氣嚴肅起來——沒人會喜歡特務機構！
他又讓盧燦將事情經過複述一遍，確認無誤後，才結束通話電話。
在結束通話盧燦電話之後，鍾士元並沒有馬上回到座位，而是拿著手機原地轉了兩圈，尋思著這件事自己又該如何處理。
他和盧家關係很好，這不假，不過，他不是盧家的下屬，二者之間更像盟友。既然是盟友，那就是兩個獨立的個體，自然沒有職責為對方的事情去損害自己的利益。
香江是與里斯本、卡薩布蘭卡稱為“世界三大諜都”之一，英國人主導的政治部在香江的勢力，非同凡響……自己有沒有必要，為了盧家去得罪這樣的權力機關？
想了會，沉於政壇多年的鐘士元，有了決斷——這是一次非常好的刷聲望的機會！
虎園博物館，現如今無疑是香江文化產業的標杆，政治部的人竟然協助外來勢力挖空虎博，毫無疑問，這是屬於典型的“屁股坐歪了”！
儘管人所共知，香江是英國殖民地，可是，哪位總督上臺後敢明目張膽的說，要將香江的利益輸送到倫敦？儘管事實上他們都這麼幹，可是，愣是沒人敢這麼說！
這就是區域內的政治正確——地方上的行政長官不為地方謀取利益，憑什麼能獲得信任？沒有信任又怎麼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