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東洋人為“倭”,罵其國為“倭國”,很爽。
恐怕,知道“倭”和“倭國”來源的人,不多。
“倭”字本無貶義,源自於魏明帝曹睿。
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當時東夷列島的西南諸島,也就是現如今的福岡、熊本所在九州島上的部落,曾派團隊往中原朝貢。魏明帝曹睿認為這是“幸事”,御封當時東洋群島的君主為“卑彌呼”,即親魏倭王。
魏明帝取“魏”字,去右邊的“鬼”字,捨去“魂魄”之意,加上左邊“亻”,代表往來的“友人”和賜予“隨從者”身份的雙重意思,於是親魏倭王的所在國家也叫做“倭國”。
“倭國”的本意也就明瞭——追隨魏國的屬國!
此後十年中,倭女王派到魏或帶方郡的使節,前後達五次,表達恭順臣服之意。
東洋早先無文字,這些都記載在中國的史書中,《三國志·魏書》中,有詳細記載。
《魏書》中,對倭國的評價相當高——“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諸國)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
這段描述能看出,當時的倭國,在禮儀尊卑方面,已經具備相當嚴格的規制,甚至可以說殘酷,而且一個地方沒有盜竊,連吵架爭論訴訟的事情都很少,說明地方安靖,秩序井然。
魏明帝也曾賜予倭國一枚金印,叫做“親魏倭王”印,這枚金印在公元17oo年左右消失,但是,該印的印文拓樣,被收錄在《宣和集古印史》中。
‘漢委奴國王’金印,要比“親魏倭王”印早18o年,為東洋歷史上的第一枚政體權勢金印,其意義自然無比重大。
當然,東洋人是不願意承認這段歷史的,這也是福岡博物館“不敢收”這枚金印的原因所在。
並不是東西“看假”,而是,一旦承認這枚金印,就意味著改寫東洋人的歷史源頭。
八十年代,東洋人雖然戰敗不過三十多年,可是經濟高展,儼然成為亞洲第一的國家,其國民自豪感倍增,又怎能輕易認同自家民族是中原民族的“隨從”?
不僅福岡博物館不敢,即便是東洋政府,也不可能在這件事上表明態度。
因此,福岡博物館又將這枚“燙手山芋”歸還給黑田駿。
黑田駿收回這件東西后,也很迷茫,不知怎麼處理,剛好四叔撞上,提出購買,黑田索性將這件東西,以二十萬日元的價格,處理給四叔。
這不,落在盧燦的手中!
再說說黑田駿,準確說黑田家,怎麼得到這枚金印的。
盧燦知道這件東西的原委,但是不知道細節,現在有了附在金印盒中的兩封手信,就可以完整的推斷出這件東西的流傳過程。
寫信之人,名叫龜井南冥,也是這枚金印的第一個權威鑑定者。
龜井南冥是江戶時代中期大儒荻生徂來(1666-1728)開創的“萱園學派”儒者,本人還是一名醫者。龜井南冥本人,於1778年(安永七年)被福岡藩,提拔為儒醫,1783年(天明三年)被任命為甘棠館祭酒。甘棠館是福岡藩東西兩所藩校之一,被稱為西學,另一所是東學修猷館,都是福岡歷史記載有名的讀書場所。
祭酒就是館長、院長之意,由此可見,龜井南冥的學識,在當時很受尊崇。
龜井南冥還有個兒子龜井昭陽,在學識上更牛,是東洋“楚辭研究”的代表人物,東洋歷史上的大儒,培養了很多弟子。著述有《毛詩考》《左傳纘考》等四書五經的註釋,還有賦集《東遊賦》等文學作品。這是題外話,不展開。
龜井南冥的第一封信落款日期為天明六年,換算成公元紀年,就是1786年,第二封信落款為天明七年。兩封信的內容,都圍繞著一件事,也就是“漢委奴國王”印。
從龜井的信件中可以推算,大約在天明四年,也就是1784年左右,龜井被兩位佃農求教,請他幫忙辨認一枚從水溝中挖出來的金印。
當時,龜井南冥留下了印文拓樣,答應有研究結果後寫信告訴對方。
第一封信,就是告訴一位名叫“喜平原一郎”的人,他的鑑定結果。龜井南冥認為,這應該是一枚很遠古的銅金印章,巴拉巴拉說了一堆,最後提出,願意出購買,請喜平與他的同伴,商量一下,多少錢合適?
第二封信要比第一封信晚了四個月,剛好跨紀年。
這封信就很直白,龜井南冥告訴喜平原一郎,這枚金印是中原漢代的皇帝,賞賜給“奴國”國主的金印,非常珍貴,他願意出“十金”相購,請務必答應。
所謂“奴國”,是九州島上一個勢力較大的部落。
當時九州島上還有“狗國”和“虞國”等部落相爭,奴國為了獲得大義上的名分,派遣人馬前往中原王朝朝貢。
這一年,恰逢光武帝劉秀改元,也就是建武中元初年,公元56年,光武帝劉秀很高興番邦來朝,於是賞賜的“漢委奴國王”金印。
如果單憑這兩封信,似乎只能印證這枚“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偽,不能擬請黑田家怎麼獲得這枚金印。
不要著急。
這位龜井南冥最終並沒有獲得這枚金印,他心有不甘,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金印辨》,講述的就是“漢委奴國王”金印的來龍去脈,以及他的鑑定結果。
這篇文章,在東洋的史料館能查閱到,後世被人扒拉出來。
文章中,講述就非常詳細。
江戶時代,筑前藩雖然武力值不強,但由於佔據與“唐土”和“朝國”貿易交易的地理優勢,成為當時的商業大藩,其藩主旗下武士,都比較有錢有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