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景隆為例，他是洪武老臣，又是淮西武勳，在建文朝也被重用過，更是因為開金水門之功成了靖難功臣，被朱棣用來壓制丘福這些新貴，誰能講清楚李景隆屬於那個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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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李景隆的話，李雲睿點了點頭，想了想之後，問道，“那老豆，南京城的勢力到底怎麼分？”
“虧你還自詡做生意天下第一……”李景隆看了看李雲睿，說道，“你自己整天掛在嘴上的兩個字，利益！所有勢力的背後，都是利益！”
聽了李景隆的話，李雲睿想抽自己兩巴掌，這麼簡單的問題，還需要問嗎？每一種勢力的背後，都是利益作祟，有什麼樣的利益，就決定了人的立場。
“在朝堂上有各種各樣的利益，但去繁就簡，大明的利益就那麼幾塊，軍權、升遷、漕運、賦稅。”李景隆繼續說道，“軍權的爭奪有兩點，一是主導權的文武之爭，一是管理權的淮西勳貴與靖難新貴之爭。”
自古以來，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這個道理身為大明開創者的朱元璋自然知道，因此大明建國時，朱元璋廣納賢才，提高文人地位，推出了浙東集團來提升國家的管理水平。然而文人的尿性，就是從來都看不起武夫，因為他們深知武將權力膨脹所帶來的危害。
於是，浙東集團的文人就利用朱元璋對武將的防範心理，開始在朝堂上鼓吹學習前宋，實行以文御武的策略。
然而朱元璋是雄主，深知文武制衡的道理，自然不會接受這個建議。提出了以武御武的方式“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大意就是地方駐軍由都司管理，京城附近駐軍由五軍都督府管理，上十二衛由天子直屬，斷了文人的念想。
後來建文帝登基後，文官地位變得很高，他們又屢次在朝堂提出以文御武的事情，但因為當時的大環境，朱允炆根本不敢跟武將集團炸刺，否則武將反手就把朱允炆賣了。
到了朱棣上臺，文官們又看到了希望，因為朱棣開始重用太監，派出了無數的太監到軍隊當監軍，這就說明朱棣不信任武將，於是文官們又開始重提以文御武的事。然而，朱棣是造反起家，非常看重自己手裡的軍權，肯定不可能接受這個建議。
文官們相信一句話，只要鋤頭揮得好，沒有牆腳挖不倒，時不時地遊說當政者，他們相信，總有一天會實現這個願望，他們也的確在土木堡之變後，實現了這個願望，這是後話。
因此大明文武之間關於軍隊主導權的爭鬥，從來未停歇過。
至於軍隊的管理權，那就是五軍都督府中，各個都督府內部的爭鬥了。按照規矩，五軍都督府中的都督都是由公、侯、伯、駙馬來擔任。朱棣登基之後，不可能一下子把原來的都督都換掉，只能徐徐圖之，這就導致了五軍都督府之間的內部鬥爭。
“我老丈人已經交出了軍權，無論是軍隊的主導權和管理權的爭鬥，都與他無關了！”李雲睿聽了李景隆的闡述之後，想了想，說道，“這一點應該排除！”
李景隆點了點頭，說道，“的確如此，梅駙馬這幾年深居簡出，應該與此無關。”
緊接著，李景隆又分析了官員升遷和漕運利益，這兩點也李雲睿被排除在外。
“剩下一點就是賦稅！”李景隆低頭想了想，繼續說道，“自太祖建國以來，賦稅之爭一直聚焦在江南賦稅的稅率……”
朱元璋建立大明，在制定賦稅政策時，制定了極低的田賦稅率，並令全國各省、府將所收稅賦刻在石板之上，以洪武二十六年為田賦總數三千兩百萬石為定額，朱元璋宣佈新墾田地永不起科，自此之後，大明的田賦總額就在三千萬石上下徘徊。
這個田賦稅率在什麼水平呢？大明建國後，做過魚鱗圖冊，用來登記天下丁口和土地，總共統計下來有8.5億畝，除去官田、宗室、衛所所佔的土地，以畝產一石的水平來算，稅率大約在5%左右。
可以這麼說，這個稅率算是良心稅率了，就算百姓還要種桑、棉、麻等作物，這個稅率也不會過收入的一成。
但這個田賦稅率有個bug，那就是江南地區的賦稅稅率上。
洪武二十六年，江南八府（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嘉興、湖州、杭州、應天）徵收米麥686萬石，佔大明當年總稅糧的四分之一，畝產賦稅稅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也就是說別人的稅賦在5%，江南地區的稅賦在2o%。
歷史上，很多人都說朱元璋之所以給江南地區制定這麼高的稅率，是因為江南八府的百姓在朱元璋跟張士誠爭天下時，支援張士誠，這麼說就有點唯心主義、陰謀論了。
朱元璋好歹也是個雄主，心胸豈會如此狹窄？更何況他是底層貧民出身，非常體恤底層百姓，不會無緣無故的壓迫百姓。他之所以給江南地區制定較高的稅率，完全是因為江南地區有豐富的水力資源，百姓有高的耕種技術，糧食收成遠高於其他省份。
史書有記載，明朝時“江南園地最貴，民間蒔蔥薤於盆盎之中，植竹木於宅舍之側，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藪共爭，誰能餘隙地？”由此可見，江南地區百姓的耕種技術之高。當時，松江府有47o萬畝地，能產9oo多萬石水稻，平均2石一畝，這個產量可以說冠絕大明。要知道，這47o萬畝土地，還要種無數的桑、棉、麻……
有這樣驕人的糧食收成，朱元璋怎麼可能會放過他們？於是乎江南地區的百姓，妥妥地成了大明帝國的“奶牛”！
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江南百姓自然對這種政策感到不滿，於是想盡各種辦法遊說朝臣，鼓動他們上書降低江南賦稅。
朱元璋在世，肯定不會答應；朱允炆上臺，降了江南的賦稅；朱棣上臺，反手把江南賦稅給恢復了，理由很簡單，朱允炆是偽帝，朱棣連建文的年號都改成洪武年，怎麼還會讓朱允炆的命令橫行於世？
當然，朱棣也並不是真的如此膚淺，他好歹也是雄主，論眼光、論謀略、論格局絕不輸給他爹朱元璋。朱棣心裡很清楚，江南之地的賦稅對大明的重要性。四年靖難之役，把從北京到南京的沿途各地都給打爛了，民生要想恢復過來，談何容易？不靠著江南之地的賦稅來支應朝廷開支，估計朝廷就會垮了。
到了永樂後期，江南地區開始抗稅，原因有兩個。
一是永樂十八年，朱棣遷都北平，江南一地的賦稅要運到北京，要知道從江南到北京幾千裡水路，一路之上人吃馬嚼，再加上各地官員上下其手，如果再遇上暴雨、水災，這些損失都要百姓來承擔，這無形中增加了百姓很多開支。
二是交稅的人數開始變少，為了籠絡讀書人，朱元璋制定了一些優免政策，比如秀才以上功名者，可以優免丁稅。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只優免丁役，賦稅該交還得交。但到了執行層面，這個規矩就變成了秀才以上功名者，不需要服丁役，交田賦，於是就有人開始投獻土地到讀書人名下。
江南之地的讀書人都是牲口，讀書那叫一個好，考個秀才、舉人跟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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