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僧人被封為如來，這就讓李雲睿更加好奇了。
於是，李雲睿特意派人打聽了一下有關哈立麻的事和有關烏斯藏宗教的事情。
打聽下來之後，得到的資訊讓李雲睿著實大為驚呼。
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結合明朝的實際情況，對管理烏斯藏進行了縝密的考慮。
當時，大明軍隊大都用於北邊防禦蒙古的侵擾，根本無力派大軍佔領烏斯藏，故而朱元璋下旨在烏斯藏設定指揮使司、宜慰司等機構，以加強行政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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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烏斯藏是個佛教“聖地”，其影響在僧俗百姓中根深蒂固，故結合藏族地區當時政治上分散，各教派勢力雄踞一方的實際，不求統一，刻意維持分裂的局面，因此朱元璋決定採用“多封眾建，尚用僧徒”、“因其習尚，用僧俗化導”的懷柔政策，羈縻當地土人，以消弭邊患。
朱元璋制定的的這套制度使得明朝中央同烏斯藏地方的接觸，更加廣泛深入，聯絡更加多元，從而進一步促進了雙方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展，對藏區的治理實現了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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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上看，整個明朝兩百多年，藏區僧俗、地方勢力為了爭取明王朝的冊封，紛紛到中原請求朝廷任命官職，使他們成為大明朝廷的直屬官員，以號令於地方，管束人民，這樣把整個藏區都安置於明王朝的統一治理之下。
於是，出現了諸僧及諸衛土官輻輳京師，“以共尊中國”的空前盛況，“以故西陲晏然，終明世無番寇之患。”
明廷對藏區各級僧官倍加優遇，根據各教派的影響、勢力大小，分別授予法王、國師、西天佛子、闡化王等不同品級的封號，予以尊崇，並且命令他們定期朝貢（法王除外），透過“貢市”貿易的形式，厚往薄來，讓他們在經濟上受惠。同時，“貢市”貿易、茶馬互市等的展，促進了藏區與內地經濟的聯絡與交流，對藏區經濟的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所封的僧官中法王地位最高，根據各教派的宗教勢力大小，先後共封大寶、大乘和大慈三大法王，分別授予勢力雄厚的噶瑪、格魯和薩迦教派的領袖人物。
法王，主要從事周遊各地傳法說教的工作，封號由轉世或師徒相承。這個稱號從元朝時就有，忽必烈曾封八思巴為大寶法王，並把他尊為藏區政教領，故這一封號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個最神聖、最尊崇的封號。
因此，在明朝時，大寶法王的地位最高，明廷對大寶法王的禮遇遠遠勝過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
李雲睿分析了明朝和元朝對藏傳佛教的政策，現兩者的區別非常大。
元朝對烏斯藏地區的政策是政教合一，比如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八思巴是整個烏斯藏地區的政教領；而明朝對烏斯藏地區的政策是政教分離制度，大明設定宣慰司，以羈縻整個烏斯藏地區，烏斯藏的行政權掌握在宣慰司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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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大寶法王，八思巴的權力遠遠過哈立麻。
朱棣給了哈立麻那麼長的封號，又封哈立麻為“得銀協巴”，在李雲睿看來，就是為了回收行政權做補償而已。
至於哈立麻本人，在藏區則是個傳奇人物。
據說，哈立麻誕生時口誦六字大明咒及藏文三十字母和母音字，大地略現震動，天空花雨、虹霓、芳香充滿四方；滿週歲時，在刃具上面和懸空繩上走；兩歲時，去到跳舞人群中作跳舞后，前往勒窩，說出廣大的預知神通和示現許多神變次第；到了勒窩大河岸邊時，在石上留下了他的足印（藏文史料中明確記載）……
總之，就是和朱元璋出生時有類似的傳奇故事。
一般這種牛人的存在，肯定背後有故事！
大家都知道，藏傳佛教最為著名的一大特點活*佛轉世制度，而活*佛轉世制度是由噶瑪噶舉派創立實行的。
噶舉派是藏傳佛教中的一個重要派別，噶舉意為教諭或者教傳，師徒相承，口語相傳，耳聽心會，注重密法，不重經典，該派別創始人為馬爾巴，該派在修法時穿白色僧衣，被稱為“白教”，後來演化成噶瑪噶舉、蔡巴噶舉、拔戎噶舉、帕竹噶舉是個支派。
噶瑪噶舉是噶舉派中的一個支派，是由宋代藏傳佛教高僧都松欽巴創立的，都松欽巴於1147年在康區噶瑪地方興建噶瑪丹薩寺，此教派遂由該寺得名。
都松欽巴臨死前留下了自己會在某年某地重生，可以傳承自己衣缽之類的讖語，以告訴信眾佛可以永世，這就建立了著名的黑帽系活*佛轉世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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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大家就應該猜到了，生有異相的哈立麻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能耐了？
人家哈立麻就是是黑帽系五世活*佛！
元朝本就是草原民族，篤信佛法，因此藏傳佛教在元朝時很盛行。
明承元制，因此在宗教之事上也有些傳承。
朱元璋在世時，就兩次派人入烏斯藏，探視哈立麻。
而朱棣為燕王時，就已聽到得哈立麻的美名，明史記載，朱棣在藩邸“素聞其道行卓異”；永樂元年，烏斯藏來使，聞及哈立麻“震艮迪吉”等情況後，朱棣於永樂二年遣司禮監少監侯顯和僧智光進藏齎送詔書，迎請這位“有道術，善幻化”、在藏區頗具盛名的活*佛哈立麻，並選壯士健馬護行；之後，又多次派特使賞賜哈立麻。
李雲睿看完這些資料之後，才有些恍然大悟。
這個時候，他不得不為朱元璋所設計的民族政策而感嘆。
古代交通不便，進出一次藏區，稍微興師動眾一點，來回沒有一年半載，門都沒有。因此，想要布什麼政令給這些偏遠羈縻地區的主官，相當麻煩，因此，採用民族自決的方式，也就是羈縻方式，是一種最優方式。
朱元璋針對烏斯藏地區，設計的政教分離、分而化之的策略，是大明能夠控制烏斯藏最佳的方式。
政教分離，相當於彼此牽制，藏人信佛，宗教的影響力遠遠大於世俗政權的公信力，因此僧人在藏區往往一言九鼎，有言出法隨的作用，就像八思巴那樣。但朱元璋把行政權交給宣慰司，那麼宣慰司肯定要和佛教爭藏人的管理權。
這個管理權背後，其實就是財權的爭奪，因為涉及到稅賦，對宣慰司的主官來說，有了稅賦，就有了兵，有了兵，就有了榮華富貴……
因此，宣慰司和佛教之間，屬於彼此合作，又相互牽制，對於大明朝廷來說，就居中調節行了，誰強就滅誰；誰弱就扶持誰……
而分而化之就是利用宗教不同派別，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朱元璋就將藏區的各個領，根據他們的地位不同，分別授予指揮同知、僉事、元帥、萬戶等職位，足足有數百人，並要求他們“自今為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安一方；為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為善，以共樂太平”。
這樣一搗鼓，朱元璋將元朝時烏斯藏實行的政教權力集於一人、一教、一派的局面，完全給改變了，保證各地土司和明朝中央朝廷3oo年的政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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