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生活的時代，在德國曆史上是一個命運多舛的時代。《維特》產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當時歐洲的社會、文化、思想正面臨著偉大的歷史轉折，封建社會的徹底崩潰已是無可挽回，資本主義時代正在微露晨曦。人們心情騷動，思潮翻騰。梅林曾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那時的情景："世界歷史的黎明時吹來的一陣清新晨風似乎把人們從沉睡的滯重束縛中喚醒；大家迎著嶄新的太陽縱聲歡呼，這太陽射出的最初的霞光開始染紅了歷史的地平線。"但是德國的狀況卻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個號稱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只是虛有其名而已。國內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據造成邦國林立，戰亂連綿不斷，農業、手工業、商業極端凋敝，社會十分鄙陋，封建勢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難中呻吟。對於當時德國的現狀，恩格斯作了極其精闢的論述：
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國內的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極端凋敝。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受雙重的苦難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貴族和王公都感到，儘管他們榨盡了臣民的膏血，他們的收入還是彌補不了他們日益龐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影響群眾意識的工具，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會輿論，甚至連比較大宗的對外貿易也沒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麼也沒有；一種卑鄙的、奴顏婢膝的、可憐的商人習氣滲透了全體人民。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爛屍骸的力量都沒有。
當時，德國市民階級的經濟實力雖有增長，但政治上卻十分軟弱，仍然處於對封建貴族的依附地位。我們知道，歌德的父親卡斯帕爾·歌德為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雖然花錢買了一個皇家顧問的頭銜，但也沒有能從根本上改善其社會地位。對此歌德是有深切體會的。德國資產階級沒有毅力，也沒有勇氣和人民團結起來，"像英國資產階級從１６４０年到１６８８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樣"，相反，德國的資產者處在德國"這個糞堆中卻很舒服，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糞，周圍的糞使他們感到溫暖"。
但是，恩格斯在德國文學中看到了"美好的未來"。他說，"這個時代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是可恥的，但是，在德國文學方面卻是偉大的"，"這個時代的每一部傑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叛逆精神"。恩格斯在文學中看到的"美好的未來"，主要表現在當時興起的"狂飆突進"運動的作品中。１７７０年赫爾德與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會見標誌著狂飆突進運動的開始，這個運動大體上於１７８５年結束。當時，在啟蒙運動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作家，對身心所受的壓迫深為不滿，但是政治上他們又無力改變醜惡的社會現狀，於是他們就只能透過文學作品去吶喊，以表達他們的心聲。這些年輕的市民階層的知識分子在英國作家揚格、理查遜、哥爾德斯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別是在莎士比亞作品和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的影響下，抨擊現存的社會秩序，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反動的教會思想體系，要求個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們崇尚自然，標舉天才，高揚民族意識；在美學上，他們拒絕古典主義壓抑"自由心靈"的藝術規範，要求擺脫理性主義的精神桎梏，主張揚棄帝王和貴族的題材，塑造市民階層及其知識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飆精神概括為"要求獨立的精神"。狂飆突進運動帶有後來浪漫主義的一些特點，所以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前浪漫主義時期"。關於狂飆突進運動和啟蒙運動的關係，儘管學界意見不盡一致，但從狂飆突進運動所主張的和要揚棄的內容來看，可以說既是啟蒙運動的繼承和發展，又是對啟蒙運動的反撥。
狂飆突進運動的理論家和精神領袖是赫爾德，它在創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６０年代，赫爾德的《論現代文學片斷》（１７６７-１７６８）等一系列論著以及對於民間文學的發掘和研究，就為這場運動作了思想準備。歌德"向一個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的《鐵手騎士葛茲·馮·貝利欣根》（１７７３）、席勒"歌頌一個向封建社會公開宣戰的豪俠的青年"的《強盜》（１７８１）和"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的戲劇"《陰謀與愛情》（１７８４）是這個運動的戲劇代表；詩歌方面，以青年歌德的抒情詩，尤其是以他的《普羅米修斯》（１７７４）為代表；而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則以濃郁的詩意和強烈的激情宣洩了維特的痛苦、憧憬和絕望，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擺脫封建束縛、建立合乎自然的社會秩序和平等的人際關係，實現人生價值的心聲，而成為狂飆突進運動最豐碩的成果。小說體現著狂飆突進運動的一切思想和精神，以及藝術上的種種特點，是那個時代的產兒，所以恩格斯讚譽"歌德寫了《維特》，是建立了一個最偉大的批判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