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尤利西斯》在巴黎</h2>
我第一次遇到喬伊斯，是在一九二〇年夏天，那是我的書店開張營業的第一年。
那是一個悶熱的星期天的下午，阿德里安娜要去詩人安德烈·史畢爾（Andre Spire）[1]家參加一個聚會，她一定要我陪她同去，她向我保證說史畢爾見到我會非常高興，但是我還是不想去，因為我雖然很崇拜史畢爾的詩歌，但是我並不認識他本人。但是一如往常，阿德里安娜還是贏了，我們一起前往奈伊裡鎮（Neuilly），當時史畢爾夫婦住在那個小鎮上。
他們住在布隆涅森林街（rue du Bois de Boulogne）三十四號那棟房子二樓的公寓裡，我還能記得那周圍如蔭的綠樹。史畢爾長得有些像詩人布萊克，留著部《聖經》時代的大鬍子和濃密的頭髮，他熱誠地和我這個不請自來的客人打招呼，並把我拉到一邊，小聲對我耳語道：“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也來了。”
我非常崇拜詹姆斯·喬伊斯，他也在場的訊息太出乎我的意料，我害怕得幾乎要立即逃走。但是史畢爾告訴我說是龐德夫婦把喬伊斯夫婦帶來的，我能從開著的門中看到埃茲拉，我和龐德夫婦認識，所以，就進了屋。
埃茲拉果然在裡面，四肢伸展著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我後來曾為《信使文學期刊》（Mercure de France）寫過一篇文章，說龐德那天穿著件藍色襯衫，正能配上他的藍眼睛，但是龐德立即給我寫了回信，說他的眼睛根本就不是藍色的，所以，在此我要把藍眼睛的那句話給收回。
我看見了龐德夫人，就上前去和她說話。她正在和一位長得很漂亮的年輕女人聊天，她向我介紹說這是喬伊斯夫人，然後她就走開了，留下我們倆自己說話。
喬伊斯夫人身材高挑，不胖也不瘦。她很有魅力，紅色的鬈髮配著紅色的眼睫毛，雙目炯炯有神，她的愛爾蘭口音抑揚頓挫，還有一種愛爾蘭人特有的高貴。我們能用英文交談，這讓她很高興，因為對於別人的法語談話，她一句話都聽不懂。如果大家都講義大利語，那就不一樣了，喬伊斯一家曾經在義大利的裡雅斯特港（Trieste）住過，他們都會說義大利語，甚至有時在家裡也用義大利語交流。
我們的交談被史畢爾給打斷了，他來邀請我們在一張長長的餐桌前入座，那天的晚餐是美味的冷菜。我們邊吃邊喝，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客人滴酒未沾。史畢爾多次試圖往他的酒杯裡斟酒，但是都被拒絕了，最後，他索性把酒杯給倒過來放在桌子上，這也就省去了所有的麻煩。這個客人就是詹姆斯·喬伊斯。後來，龐德把所有的酒瓶子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一字擺開，這讓他的臉漲得通紅。[2]
晚餐之後，阿德里安娜和哲學家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3]開始討論班達最近發表的關於當代最頂尖的幾位作家的評論，他們的周圍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大家手上端著咖啡杯，有興趣地傾聽著他們的討論。受到班達直接攻擊的作家有瓦萊裡、紀德、克洛岱爾，還有一些其他人。
我將阿德里安娜留在那裡，讓她為她的朋友們辯護，我來到一個小房間裡，這裡的書籍堆到了天花板，窩在角落裡的兩個書架之間的，是喬伊斯。
我用顫抖的聲音問：“您就是偉大的詹姆斯·喬伊斯麼？”
“對，我是詹姆斯·喬伊斯。”他回答。
我們握了握手，更確切地說，他把他軟綿綿，沒有骨頭的手放進我的硬邦邦的小爪子裡邊 —— 如果你也能稱之為握手的話。
他中等身材，很瘦，有些駝背，但是舉止優雅。他的手很引人注目，它們很窄，左手的中指和無名指上，戴著鑲在厚厚的底座上的寶石戒指。他的眼睛是深藍色的，非常漂亮，閃著天才特有的光芒。我也注意到他的右眼睛看上去有點不正常，右邊的眼鏡片比左邊的稍厚些。他的頭髮很濃密，深褐色，捲曲著，額頭上的髮際線很高，頭髮從髮際線往後梳，蓋過高高的頭顱骨。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他看上去最為敏感。他的面板很白，有些雀斑，而且泛著紅暈。他的下巴上留著山羊鬍子，他的鼻子的形狀很好，嘴唇很薄而且線條分明，我想，他年輕時肯定是一個很帥的小夥子。
喬伊斯的聲音很甜美，音質如同一位男高音，讓人陶醉。他的吐字非常清晰，有些字的發音完全是愛爾蘭口音，例如“書籍”（book）、 “看”（look）以及一些以th開頭的字，而且他的聲音也是愛爾蘭人獨有的，除了這些以外，簡直聽不出他的英語和其他英國人的有什麼區別。他用很簡單的語言表達自己，但是他選擇的詞語以及這些詞語的發音都非常講究。這當然一部分是因為他對語言的熱愛和他的樂感，但我也覺得這可能還和他多年教授英語有關。
喬伊斯告訴我他最近才來到巴黎，龐德建議他把全家搬到這裡，也是透過龐德，喬伊斯認識了路德米拉·薩文斯基女士，她讓喬伊斯一家在她帕塞區的公寓裡住幾個星期，這樣他們能有時間找一個穩定的住所。薩文斯基女士是喬伊斯在巴黎的最早的朋友之一，而且她還將《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翻譯成法語，法語的書名是《達德勒斯》。喬伊斯的另一位在巴黎的較早的朋友是珍妮·布拉德利夫人，她翻譯了《流亡者》。
“你做什麼的呢？”喬伊斯問。我向他介紹了我的莎士比亞書店。我的名字和我書店的名字，都讓他覺得很有趣，他的嘴角浮起一絲迷人的微笑。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本小筆記本，記下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他寫字的時候把筆記本湊得離眼睛很近，這讓我頓生一種傷感。他說他會來看我。
突然，外面傳來一陣狗叫聲，喬伊斯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蒼白，他的全身在發抖。狗叫聲是從路對面傳來的，透過窗子，我看見一條狗在追一隻球。它雖然叫聲響亮，但在我看來，很明顯它並沒有要咬人的意圖。
“它會進來麼？它很兇麼？”喬伊斯問我，他心神不安（他的“兇”這個字的發音很長）。我向他保證說狗肯定不會進來，而且，那條狗看上去一點都不兇。但是，他還是非常擔心，每一聲狗叫都讓他害怕。他說他從五歲開始就一直很怕狗，因為“這種動物”曾在他下巴上咬過一口，他指著他的山羊鬍子說，留這樣的鬍子就是為了掩蓋那個傷疤。
我們繼續交談，喬伊斯的言談舉止都非常簡單，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當代最偉大的作家，這讓我激動，但同時，我也覺得在他面前很放鬆。那次以後，雖然我一直意識到他是位天才，但是，在我認識的人中，沒有別人比他更容易交談。
這時，客人們都開始告辭了，阿德里安娜找到了我，我們一起去和史畢爾夫婦告別。我感謝史畢爾先生的盛情款待，他說希望我沒有覺得太無聊。怎麼可能無聊？我遇見了詹姆斯·喬伊斯。
第二天，喬伊斯就順著我書店前窄窄的上坡路走來，他穿著深藍色的斜紋嗶嘰布料的西裝，頭上朝後戴著頂黑色的氈帽，在他窄窄的雙腳上，是一雙並不太白的運動鞋。他的手上轉動著一根手杖，當他注意到我在看著這根手杖時，他告訴我這是愛爾蘭梣樹手杖，是一位在的裡雅斯特港口的愛爾蘭軍官送給他的。（我心中暗想：“史蒂芬·達德勒斯，還帶著他那根梣木手杖。”）喬伊斯的衣著總是有些寒酸，但是他的神態是如此高雅，他的舉止是那麼出眾，所以，人們很少會注意到他究竟穿著什麼。無論他走到哪裡，無論他碰到什麼人，他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走進我的書店，他仔細看著掛在牆上的惠特曼和愛倫·坡的照片，還有那兩幅布萊克的素描，最後，他又仔細審視了那兩張奧斯卡·王爾德的照片。然後，他在我的桌子邊的那把並不太舒服的小扶手椅上坐了下來。
他再次告訴我是龐德勸他搬到巴黎來的。現在，他有三個急需解決的問題：第一是給他全家找一個棲身之地；第二是讓他們衣食無憂；第三是完成《尤利西斯》。第一個問題最緊迫，因為兩個星期之後，薩文斯基女士就不再續租她的公寓了，到時候，他必須把他的全家安頓到另一個住處。
而且，他還有經濟上的問題，搬家到巴黎來，用去了他們所有的積蓄，他必須找到一些學生。他對我說，如果我知道有人要找家教的話，能否把他們介紹給喬伊斯教授？他說他教書的經驗非常豐富。在的裡雅斯特港，他在伯里茲學校教過許多年的書，同時，他也教授許多私人學生。在蘇黎世，他也是一樣以教書為生。“你教過哪些語言？”我問。“我教英語，”他說，“‘這是一張桌子，這是一支筆’，還有德語、拉丁語，甚至法語。”“希臘語呢？”我問。他說他不懂古希臘語，但當代希臘語說得很流利，那是他在的裡雅斯特港跟希臘水手學的。
很明顯，語言是喬伊斯最喜歡的運動。我問他大概懂多少種語言。我們一起數了數，至少有九種。除了他的母語外，他還會說義大利語、法語、德語、希臘語、西班牙語、荷蘭語，還有三種北歐的語言。為了能閱讀易卜生，他學習了挪威語；然後，就順便學習了瑞典語和丹麥語。他還會說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他沒有提到中文和日文，可能他覺得那是龐德的專利吧。
他告訴我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如何僥倖從的裡雅斯特港逃離出來，奧地利人以為他是間諜，要逮捕他，他的一個朋友，拉利爵士（Baron Ralli），及時給他搞到了簽證，讓他帶著全家離開了那裡。他們到達了蘇黎世，並在那裡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我鬧不明白喬伊斯哪裡能有時間寫作，他告訴我，他的創作都是晚上上完課以後才開始的。他已經感覺到他的眼睛所承受的壓力太大，在他們搬往蘇黎世時，他的眼睛開始有問題，後來越來越嚴重，他得了青光眼。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樣一種眼病，我覺得這病的名字倒挺好聽的，喬伊斯則稱它為“雅典娜的灰色貓頭鷹眼”。
他的右眼已經開過刀，也許這是為什麼我曾注意到他的厚眼鏡片。他用簡單的語言描述了這個手術的過程（我注意到，向我這樣愚笨的學生進行解釋，是他很習以為常的事）；為了說明得更清楚，他甚至畫了一幅小畫。他說他的眼睛做手術時，正患著虹膜炎，現在看來，那個時候做手術，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結果是讓他右眼的視力受到損傷。
既然他的眼睛有這麼大的問題，是否會影響到他的寫作？他是否有時會口述讓別人來記錄？“從來不！”他驚歎道。他總是親手書寫，他喜歡控制寫作的速度，不想寫得太快。他喜歡逐字逐句地推敲，看著自己的作品成形。
我一直盼望著能聽他談及《尤利西斯》，所以，我就問他此書的進度如何，他是否正在寫。“我正在寫。”（一個愛爾蘭人是從來不會簡單地回答“是”的。）這本書他已經寫了七年，現在正努力要完成它，等他一旦在巴黎安頓下來，他就會開始工作。
一個頗有才華的在紐約開業的愛爾蘭裔美國律師約翰·奎恩（John Quinn）[4]正在逐批收購《尤利西斯》的手稿，喬伊斯每寫完一個部分，就會謄清一份，給奎恩寄去，而奎恩則會按說好的價格把錢寄給他，錢雖然不多，但是夠他補貼家用。
我提到《小評論》雜誌，瑪格麗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5]一直想在上面發表《尤利西斯》，她的願望達成了麼？是不是又受到了進一步的打壓？喬伊斯看上去很焦慮，紐約傳來的都是令人擔憂的訊息，他告訴我，一有新訊息他就會轉告給我。
在他告辭之前，他問我如何才能成為我的圖書館的會員。他從書架上取下了《海上騎士》（Riders to the Sea）[6]，說他想借這本書。他說，他曾經把這出戏翻譯成德文，在蘇黎世時，他還組織過一個小劇團上演過這出戏。
我在借書卡上寫下：“詹姆斯·喬伊斯，地址：巴黎聖母昇天街五號，借期一個月，押金七法郎。”
聽喬伊斯自己親口告訴我他這些年來的工作境況，這讓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