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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管账,不仅管得细,还管得宽。
有一天,他现账上有一笔支出,是买酱油的。那天的进货单上,酱油写着两瓶,可那天的流水里,樱桃肉卖出去了二十一份。
他算了算,二十一份樱桃肉,最少得用一斤半酱油。两瓶酱油才一斤,不够。
他把这事记下来,晚上问嘉禾。
嘉禾正在刷锅,听他问完,愣了一下。
“哥,您连这都算?”
建国说:“账要对得上。”
嘉禾想了想。
“那天用的酱油,是上个月剩的。没走账。”
建国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那这笔账得调。”他说,“把上月的库存算进去。”
嘉禾看着他哥,忽然笑了。
“哥,您这哪是管账,”他说,“您这是破案。”
建国没笑。
“账就是案子。”他说,“一分对不上,就是有问题。不查清楚,睡不着觉。”
嘉禾把锅刷干净,挂回钩上。
他走到柜台前,挨着他哥坐下。
“哥,”他说,“您在粮站那会儿,也这么查?”
建国说:“更严。”
嘉禾没说话。
他知道他哥在粮站那些年,经手的粮食够全北京吃一年。一粒都不能少,少了就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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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他哥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晚上七点回家。回家吃完饭,还要对账,一对对到半夜。娘常说,建国这孩子,命里就是个操心的人。
如今他退休了,还在操心。
替他操心。
他把手放在他哥肩上。
“哥,”他说,“您别太累。账差不多就行。”
建国把他的手拨开。
“差不多?”他说,“差一分都不行。”
他把算盘珠子拨了几下,又开始算明天的进料。
嘉禾看着他,没再说话。
窗外的枣树在夜风里响着。月光从枝叶间漏下来,落在柜台上,落在那个用了三十多年的算盘上,亮晶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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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店里来了个年轻人。
二十出头,穿着洗得白的蓝布衫,背着个帆布包。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不进来,就那么站着。
春梅出去倒水,看见他。
“同志,您吃饭?”
年轻人摇摇头。
“我……我找沈师傅。”
春梅把他领进去。
嘉禾正在切菜,头也没抬。
“找我什么事?”
年轻人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本子,双手递过去。
嘉禾接过,翻开。
是一本账本。手写的,字迹工整,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