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妻子坐在旁边,轻轻拍着他的背。
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对苏菲说:“我父亲是天津人。他生前总念叨天津码头有一种贴饼子,用杂鱼熬汤,饼子贴锅边,一半浸汤一半焦脆。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我一直觉得他是夸张。”
他又拿起一块饼。
“他没夸张。”
这件事后来成了沈家菜馆纽约分店的一个传统:菜单上永远留着一个空白的格子,写着“记忆之味”。客人可以点菜单上没有的菜,只要苏菲能做到,她就会做。价格自定,但有一个条件——客人要告诉她,这道菜和谁的记忆有关。
那些故事,苏菲都记在了一个本子上。
第二年,本子记满了一半。
第三年,记满了。
第四年,她换了新本子。
第五年,也就是o年,生了一件苏菲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那年秋天,一位老妇人来到店里。她看上去至少八十岁了,头全白,背微微佝偻,穿着一件洗得白的蓝色布衫。她不要菜单,也不要“记忆之味”,只是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白水。
苏菲注意到她从下午两点一直坐到五点,什么也没点,只是安静地看着墙上的照片。偶尔有客人进出,她会抬头看一眼,然后又低下头。
打烊前,苏菲端了一碗面过去。
“阿姨,这碗面送您。”
老妇人抬起头,她的眼睛很浑浊,但目光很安宁。
“闺女,我问你,”她的声音沙哑而缓慢,“墙上那张照片,最老的那张,那个老人,是你什么人?”
“是我师公的父亲。我们沈家菜馆的创始人,沈嘉禾。”
老妇人点了点头。
“我吃过他做的饭。”
苏菲以为自己听错了。
“您说什么?”
老妇人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打开,里面包着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纸已经黄变脆,折痕处几乎要断裂了。她把纸小心地展开,铺在桌上。
是一张收据。
民国三十五年腊月二十三,沈家菜馆。收据上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阳春面一碗,免。落款处盖着沈家菜馆的红色印章。
“年,”老妇人说,“腊月二十三,小年。我从山东逃难到北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走到前门,饿得走不动了,蹲在沈家菜馆门口。一个老人出来,把我拉进去,给了我一碗面。”
她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张收据。
“吃完面,他给我写了这张收据。他说,‘丫头,这不是施舍。这是记账。等你以后有了,再还。’我问他什么时候还,他说,‘不急。你好好活着,就是还了。’”
店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老钟的滴答声。
“我今年八十七了。”老妇人说,“我活得好好的。孩子们都成了人,孙子也上了大学。我这辈子没欠过任何人,只欠这碗面。”
她把收据重新折好,放回手帕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不多。请你帮我带给他的后人。”
苏菲没有推辞。她收下了信封,然后起身,走进厨房。
她做了一碗阳春面。
汤清,面细,葱花碧绿。跟年腊月二十三那碗一模一样。
老妇人吃完面,站起来,走到沈嘉禾的照片前,站了很久。她没有鞠躬,也没有说话,只是抬起手,轻轻碰了碰照片里老人的脸。
然后她转身,慢慢走出店门。
苏菲追出去:“阿姨,您贵姓?”
老妇人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消失在法拉盛的暮色里。
那天晚上,苏菲打开信封。里面是两百三十七美元,有纸币有硬币,面额大小不一,像是攒了很久。信封上写着五个字:面钱,谢谢。
苏菲没有把这笔钱入账。她去银行换了一张两百三十七美元的支票,收款人写的是“沈家菜馆北京总店”,然后在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
“年腊月二十三的阳春面。已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