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白三生没有出任何声音。
柯依柳等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回过头去看他。
白三生站在原地,脸色白,嘴唇紧抿成一条线,眼睛死死地盯着画面上那个僧人的背影。他的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眼泪,是灯光反射出来的亮光,但那亮光在颤抖——他在抖。
“你怎么了?”
白三生没有回答。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工作台前,伸出右手,悬在画面正上方,手指微微张开,像是在隔空触摸那个僧人的背。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很久,久到柯依柳以为他要把手收回去了,他才开口说话,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打磨过。
“这个背影,我画过。”
柯依柳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我画过这个背影。”白三生重复了一遍,语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是临摹别人的画,也不是写生。是我自己的画。是我十八岁那年在敦煌画的。”
日光灯的镇流器出细微的嗡嗡声,窗外有鸟飞过,影子从百叶窗的缝隙里一闪而逝。修复室里安静极了,安静到两个人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那一年我在敦煌。”白三生把悬在画上的手收回来,拉了一张凳子坐下。他的坐姿很直,脊背挺得笔直,像是一个在佛前跪惯了的人。“我从小跟着祖父长大。我祖父是云南大理一所小庙的住持,不是什么名山大刹,就是苍山脚下的一个观音院,香火稀稀拉拉的,平时来烧香的都是在附近种田的农民。我父母在我三岁那年离婚,母亲去了国外,父亲把我丢给祖父之后就去广东做生意了,一年到头见不到人。我是在庙里长大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任何自怜或者怨怼的成分,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像在念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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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里有一尊观音像,是明代的,泥塑金身,不大,大概一尺七寸高。脸上的金漆已经被香火熏得黑,但眼睛画得好,低眉垂目,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在看着你。我小时候喜欢爬到供桌上坐着,和观音面对面。祖父撞见了也不骂我,只是把我抱下来,说观音面前不能没规矩。等他一转身,我又爬上去了。”
“我七岁开始跟祖父学画。庙里的墙壁上有一些明代留下的壁画,大部分已经剥落了,还剩了一角,画的是一枝莲花和半个人物的衣袂。我每天对着那一角壁画临摹,没有宣纸,就用祖父裁剩的毛边纸,没有专业的毛笔,就用庙里抄经用的羊毫小楷。这样画了八年。”
“十五岁那年,我画了一幅观音像。全凭想象画的,没有对着任何粉本。画完之后我自己觉得还不错,拿去给祖父看。祖父看了一眼,说:你画的不是观音。”
柯依柳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当时也问了同样的话。祖父说,观音无相,你画的这张脸太具体了,眉头微蹙,嘴角含嗔,分明是一个凡人的脸。你不是在画观音,你是在画你心里记着的某个人。我说我从来没见过长这样的人。祖父说——那是在这辈子没见过。”
白三生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柯依柳,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神情。
“十八岁那年,祖父圆寂了。他走得很安详,头天晚上还吃了一碗米线,第二天早晨不起床,叫了他两声没应,去推他的时候人已经凉了。我没哭。不是不难过,是觉得哭不出来,像是有一口气堵在胸口,怎么都上不来。处理完祖父的后事,我背着画夹去了敦煌。”
“敦煌是我祖父年轻时去过的地方。他跟我说过,莫高窟的壁画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一辈子能去看一眼就够了。我想去替祖父看一眼,也想在那里画一幅画——画一幅祖父说的真正的观音。”
“我在敦煌待了四十七天。住在一个叫杨家桥的小村子里,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走四十分钟路到莫高窟,买一张门票进去,找一个窟待一整天。傍晚被管理员赶出来,再走回村子。那四十七天里生了两件事。”
他用手捏了捏眉心,手指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眉骨后面按出来。
“第一件事生在我到敦煌的第三天。那天我在第窟临摹一幅盛唐时期的观音经变图,画到傍晚闭馆的时候,我收拾东西准备走人,走到窟门口忽然觉得背后有光。我回头一看,夕阳的最后一道光从窟门斜着射进来,正好落在壁画上观音的面部。那种光线太奇特了,金色的、暖的,但又不刺眼,温润得像是一层融化的蜜糖。在那种光线下,观音的面容忽然变了——它不再是墙壁上那个被画工固定了上千年的形象,变成了一张我见过的脸。”
“谁的脸?”
白三生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音。过了几秒钟,他低下头,用手指在牛仔裤的膝盖上画了一个圈。
“你的脸。”
日光灯嗡嗡地响着,声音忽然变大了,又忽然变小了。
柯依柳的手指不知什么时候攥紧了工作台的边缘,指节白。她张了张嘴,想说“这不可能”,但这句话在喉咙口转了一圈又咽回去了。因为她想起了一件事——昨天下午,当她第一次从《青花瓷片图》里看到那个僧人的背影时,她哭了。毫无来由地哭了,哭得仿佛失去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那种悲伤不是从脑子里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比记忆更深,比理智更远。
“第二件事呢?”她听见自己问。声音听起来不像自己的,像隔了一层水。
白三生说:“第二件事,是我在敦煌画了一幅画。”
他弯下腰,从布袋里取出那个扁扁的长方形的包裹。包裹用一块深灰色的棉布裹着,打开棉布,里面是一幅画。
画不大,和《青花瓷片图》差不多尺寸,但不是画在绢上的,是画在一张已经泛黄的宣纸上,宣纸的边缘有虫蛀的小洞和受潮后留下的水渍。画面上只有一个人物——一个僧人的背影。他走在一条山路上,山路两旁是枯黄的野草和嶙峋的石头,远处的山峰被云雾遮去了大半,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僧人穿着灰袍,右脚的鞋底磨得很薄,左手抬起来握着一样东西,看不清楚是什么。
和《青花瓷片图》里那个僧人的背影,除了细节上的些许差异之外,整体构图、动态、甚至那种在寒冷中独行的寂寥感,一模一样。
两幅画之间的关联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在于——白三生说他十八岁在敦煌画了这幅画,而《青花瓷片图》画于元代至正十年。两者之间隔了六百多年。
柯依柳的脑子在飞快地运转。她是古画修复师,她的职业就是判断真伪、断定年代、分析笔触和材料。元代绢本的质感、釉里红料的老化程度、至正年号的落款笔法——《青花瓷片图》不可能是伪作,至少从她的专业判断来看不是。而白三生手里这幅画,她凑近了看,纸是几十年前的老纸没错,但墨迹还新,泛黄的边缘和画面上均匀分布的裂纹都像是时间留下的痕迹,可墨色的渗透层、笔触的锐度,都指向一个结论:这幅画的历史不会过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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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十八岁画的。”柯依柳重复道。
“十八岁。在敦煌。”白三生说,“画完这幅画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站在一座山上,山下有一条河,河对岸有一个人。看不清是谁,只看得见那个人穿着一身很素净的衣服,站在一棵柳树下面。我朝河对岸喊,喊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那个人没有回头。我喊了很多声,喊到嗓子哑了,那个人始终没有回头。”
“第二天我醒过来,现我画的这幅画变了。”
“变了?”
“僧人的背影原来朝着右边,我醒来之后它朝着左边了。我以为是做梦做糊涂了,翻出画夹里的画稿对照,每一张草稿上的僧人都是朝右的,只有定稿上的人朝着左。我没有改过这幅画,至少我不记得我改过。”
柯依柳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作为一个修复师,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些事不应该用“神异”来解释,但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山水意境”的人,她又比任何人都清楚,有些东西确实出了常理的范围。
白三生把画重新用棉布包好,放回布袋里,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又落了好几片,在风里打着旋儿往下掉。他背对着柯依柳,声音从窗户那边传过来,被玻璃一反弹,有些失真。
“那幅《青花瓷片图》,我找了它十二年。从敦煌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找,翻遍了所有能翻到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录,查了国内外几百家博物馆的馆藏目录,问过无数个古董商和藏家。没有人知道这幅画。它不在任何着录里,没有任何收藏记录,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我几乎以为它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
“直到三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