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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第2章第8（第1页）

温如是在谷雨那天清晨走的。

前一夜杭州下了一场透雨，宝石山上的梧桐树被雨水浇了一整夜，清晨雨停的时候，树叶上积的水珠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像是这场雨还没有完全结束，只是把最细的那一部分留给了天亮之后慢慢收尾。柯依柳在修复室的折叠床上被手机震动叫醒的时候是六点十二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地址标注着浙江医院。她接起来，对方的声音很克制，说温如女士于今日凌晨四时三十八分在睡眠中离世，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家属已经通知过了，温如女士生前在紧急联系人一栏填的是您的名字。

柯依柳握着手机在折叠床上坐了很久。修复室的窗户开了一条缝，雨后清晨的空气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山脚下泥土被打湿后的腥甜和灵隐寺早课的钟声。她闻到这股味道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第一次在修复室见到温如时的场景——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旧帆布袋，袋子里装着几支秃笔和一方老砚，对着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手可以修画”。那年她才十八岁，刚从美院入学不到两个月，温如在新生作品展上看到她的临摹作业，站在那张画前面看了有足足五分钟，然后找到她，说了这句话。她没有问为什么，温如也没有解释，只是把那个旧帆布袋塞进她手里，说每周三下午来我的修复室。

她用力眨了一下眼睛把那个画面从脑海里暂时推开，从折叠床上站起来，给白三生了条微信，然后换上一身素净的衣服出了门。

浙江医院的太平间在住院部地下一层，走廊很长，灯光是那种惨白的荧光灯管。柯依柳到的时候温如的外甥已经从上海赶过来了，正在办理手续。外甥四十多岁，和温如长得不太像，但说话的语气里有一种相似的、不紧不慢的节奏。他说姨妈生前留了一封信给他，写得很清楚，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遗体火化后骨灰分三份——一份撒在莫高窟九层楼前的胡杨树下，一份撒在灵隐寺药师殿后面的竹林里，一份留给她徒弟保管。

外甥把信递给柯依柳看。信封上写着“依柳亲启”，信纸是温如惯用的那种老式信笺，米黄色，很薄，上面用她微微颤抖的笔迹写了几行字：“依柳：我的骨灰你留一份。不是要你供着——是让你带回大窑村，撒在那棵柳树下面。我以前说过，到时候会有人来取。不用取。它自己会长回去。”

柯依柳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说了一声好，声音很平静，甚至比她预想的还要平静。她往外走了几步，在太平间走廊尽头靠墙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没有声音。

白三生赶到的时候她已经站起来了，眼眶还是红的，但表情很稳，是那种把所有的情绪都暂时收进一个抽屉里、等忙完了再打开来慢慢整理的稳。她把温如遗嘱里关于骨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白三生听完之后没有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酥油灯芯递给她——那颗灯芯是去年腊八温如托苏涧清带给她的，她一直放在修复室里没舍得点。他在来的路上路过修复室，把灯芯带过来了。

柯依柳接过灯芯，用指尖轻轻捻了捻棉纱的捻度。灯芯捻得很紧，是温如惯常的手法——她说灯芯捻紧了烧得慢，酥油能省着些用，庙里的师父教她这么捻的，说这叫惜福。

当天晚上，修复界和收藏圈的讣告几乎同时在社交媒体上传开。苏涧清在西安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柯依柳以为他会很激动，但他出乎意料地安静，只是说了一句——“她是知道自己时间到了。”他说温如两个星期前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聊了将近一个小时，聊的不是病，是她在陕西考古队时修过的一幅唐代经变图。她说那铺经变图里有一身胁侍菩萨的面部，她当年补绘时调错了一次色，后来虽然校正了，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那个色差还在，不是画面上还在，是心里还在。苏涧清说，你知道她跟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她是在跟我告别。一个修复师，在临终之前最惦记的不是自己的命，是调错了一次色。

柯依柳握着电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苏涧清，师父说的那铺经变图现在在哪里。苏涧清说在法门寺博物馆库房里，从来没有展出过。他说下一次你去法门寺，我带你看。

温如离世后的第七天，灵隐寺在药师殿为她做了一场简单的度法会。寺里的僧众不多，来的人却不少——修复中心的同事、美院的老师和学生、浙江文物系统的老同行，还有好几个曾经把自己的藏品托付给温如修复的藏家。殿外的二月兰还开着，比三月份少了些，但新的一茬已经从石阶侧面的泥土里抽出了嫩绿的花茎，花苞裹得很紧，再有几天就会绽开。

方丈亲自主法，念的是《心经》和往生咒。法会结束后，方丈交给柯依柳一个信封，说寺里决定将温如居士的牌位供奉在藏经阁，和白云禅师的法相相邻。药师殿的竣工碑旁边再加刻一行字——“温如居士，莫高窟壁画修复师，灵隐寺药师殿壁画顾问。护此壁画三十七载，补绘日光菩萨白毫。今归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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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三生在药师殿壁画前面架了一个小梯子，从日光菩萨眉心那颗绿松石白毫旁边取下了一丁点积存的香灰，装在一个小布袋里递给柯依柳。柯依柳接过布袋，把它和那颗酥油灯芯、温如留给她的那把铜钥匙一起放进修复室里的木匣中。

又过了几天，白三生把修复日志摊了一桌，在日光菩萨白毫因缘记的后面补了一小段文字。他写的不是悼词，而是温如和这面墙之间最细微的那些片段——她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补绘日光菩萨面部时留下的档案照片，她最后一次拄着拐杖踏进药师殿那天在门槛上差点绊倒，她在大理观音院经橱钥匙前的沉默，还有她在展览开幕那天晚上把最后一根灯芯交给柯依柳时手掌的温度。他在这段文字后面注了一句：“这一世，她是温如。前一世，她是那个在莫高窟洞窟里捡起观音画卷的修复师。更前一世，她是无名僧在元和十年趺坐壁画前为他递过松针的人。松针还在墙缝里。她回来了，又走了。”

柯依柳读完这段文字没有哭。她从工作台上拿起那盏从温如家带回来的酥油灯，把白三生带来的那颗灯芯插进铜灯盏里，点燃了。火焰跳了两下，然后稳稳地立在灯芯顶端，把修复室里所有东西的影子都拉得很长很柔。她看着那簇火苗，想起了在龙泉大窑村那棵柳树下，温如让她点过的那盏灯。当时她觉得那盏灯是为柳依和无名点的，但现在她忽然明白了——温如让她点灯的那天晚上，大概是已经预感到自己等不久了。她这一生，在莫高窟捡到了柳依托付给她的观音画像，又在病榻前把这幅画的最后几笔交给了自己亲手培养的徒弟。现在她把灯交给后来的人了。

柯依柳把燃着的酥油灯放在修复台上用了几十年的那方旧砚台旁，让灯光映着窗外渐渐升上来的初夏月色。然后她转身对白三生说，她已经跟中心提交了申请——下周动身，去敦煌。去莫高窟第窟。去把师父的第一份骨灰撒在九层楼前。

初夏的敦煌和杭州完全是两个世界。飞机降落的时候，柯依柳从舷窗往下看，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灰黄色戈壁，和戈壁尽头被风蚀出层层褶皱的祁连山余脉。敦煌机场很小，飞机停在机坪上，舱门一开，干燥的热风就灌了进来，带着沙土和骆驼刺的气味。柯依柳眯着眼睛走下舷梯，墨镜被风沙打得噼啪响。

他们在敦煌市区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车去莫高窟。柯依柳透过车窗看到了很多第一次来敦煌的人都会停下来拍照的东西——公路左侧的鸣沙山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极其纯粹的金色，沙脊线锐利得像是用刀切出来的，右侧是党河故道干涸的河床，河床上零散地长着几丛红柳，红柳的花期已经过了，只剩灰绿色的细枝在风里刷刷地响。

莫高窟的九层楼在崖壁上远远就能看到，朱红色的楼阁在灰黄色的崖面映衬下显得格外出挑，像一整面被时间冲刷过的壁画中唯一还保持着鲜艳色彩的一笔。白三生仰头看着那栋楼，说白云禅师一九三九年在莫高窟驻锡时拍的照片，背景就是这里。

柯依柳没有说话。她把背包里那个装着温如骨灰的白瓷小罐取出来抱在怀里，罐子在空调车舱里放了一路还是温温的，像一只刚刚被握住过的手。

莫高窟的游客比想象中的少，大概是初夏还不是旅游旺季，只有几个外国背包客和一群美术院校的写生学生零零散散地走在栈道上。柯依柳沿着九层楼左侧的石阶往下走，走到崖脚那棵老胡杨树下——那是莫高窟最大的一棵胡杨。她在树下站定，把白瓷罐打开。灰白色的骨灰在罐口轻轻扬起一小缕尘雾，被胡杨树叶间漏下来的风一吹，散在树根周围的沙土上。那片沙土的颜色比别处深一点点，不是灰色，是沙土被非常细的粉末浸润之后呈现出的那种极淡的潮湿感，几秒钟后就被干燥的风吹干了，恢复了原来的灰黄色。

柯依柳蹲下来，用手把一小撮骨灰轻轻按进胡杨树最粗的那条树根缝隙里。树根很老，裂缝处分泌出金黄色的树脂，把她的指尖粘了一下。她站起来擦了擦手指，抬头看了看九层楼的朱红飞檐，把白瓷罐重新盖好。

白三生始终站在不远处看着，没有靠近。直到柯依柳站起来他才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三颗苏涧清做的酥油灯芯放在树根上——苏涧清听说他们要来敦煌，前天又托人捎来一小袋，说这大概是这辈子最后能搓的几颗了。灯芯旁边他放了一小片从灵隐寺药师殿壁画上取下来的、已经无法再拼回原位的金箔残片，金箔在树荫下泛着极淡的光，像是胡杨树根上自己长出来的。

做完这些，他退后半步，和柯依柳并肩站在胡杨树下。崖壁上的风比地面大，吹得九层楼的铜铃叮叮当当地响，那声音和灵隐寺药师殿檐角的铜铃声几乎是同一种频率。

在莫高窟研究院的档案室里，他们通过苏涧清提前联系好的老同事调出了第窟的原始档案。档案管理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皮肤被大漠的风沙打磨得粗糙红，但手指极其轻柔，翻阅那些泛黄的旧档案时像在触摸婴儿的脸颊。他把一份牛皮纸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第窟历次考察和修复的完整记录，最早的一份手写记录用的还是毛笔，落款是民国二十八年十月，正是白云禅师留下的那张背影照片拍摄的同一年份。